我们几个高年级的同学都急了，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请总教习（陈老先生）来救救他们，就把陈老先生请来。他老一听要开除学生，便“怒发冲冠”，一口气跑进监督办公室，正碰着监督手拿朱笔要写开除条子（那时开除学生要监督亲笔用银朱写条子的）。他老迫不及待地向监督说；“不能！不能！”监督只是不理会，他老更急得喊：“先生，先生不能，不能！”监督才慢慢地说；“本监督自有权衡，该教习无得干预。’他老的“无明火”自然烧起来了。便说；“那末我辞职罢！”这句话方说出他老的口，这时我们也混在“君子堂”里，所以听得明白，便吓得往院子宣布，总教习辞职了。就有潮涌似的声音，“陈先生辞职，我们也走！”大家聚起来商量办法，一面凑出钱来租一所房子，预备暂时安顿身子，一面做了一篇呈文，直到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当时称为三大宪）那边去控告这位学正先生。第二天早晨大家向孔子牌位行礼而别。这样一来，校方就用分化我们的手段，用感情来抽回一小部分，我们六个师范生除了汤尔和在病外，也都被开除了。可是监督写条子，不用朱笔而用墨笔，“以示优异”。后来我们还听得监督写开除我们的条子，还流了泪说：“我手里只造就了这几个人，偏还在我手里开除他们。”

　　说到我的革命思想，是发生在十六岁。那时，我读了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明季稗史》里面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一类的书，有了民族民权两种观念的轮廓，”这年又碰上了义和团的事变，八国联军冲破了北京，就峻深了我的民族观念，又读了些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民的论》的译本，和李提摩泰的《泰西新史揽要》（十三年，我代理教育部部务，后藏班禅喇嘛来北京，我去访问他的时候，遇见了李提摩泰先生，他已七十岁左右了。一口很好的中国官话。但陆丹林先生告诉我李提摩泰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死在伦敦，享年七十四岁。怕我遇到的是另一个李提摩泰。）一类的书，不知不觉地非要打倒满洲政权，建立民主国家不可，并且就想找同志了。

　　在同学里，和汤尔和、杜士珍也基于这点上拜了把子，还想向求是书院里找同志。当时求是书院里有蒋尊簋、蒋百里、史久光、李斐然、周承菼、许寿裳，钱家治等一辈，我们就想联络一起。后来二蒋和史、李、周五位都往日本学陆军，我们三杰（这是当时外面称我和汤杜的，因为我们在养正书塾里是特班生，同学就把我们和周继善、叶诚然、龚寿康联起来，又称六君子，这是他们给我们开玩笑的。那时距离“戊戌政变”不过两年，所以他们这样叫我们。）也决意待毕业后往日本学陆军，不想巴望得可以达目的时候，竟为了抱不平，帮同学，被学校除名了。

　　我的家贫，我们兄弟姊妹五个，依赖母亲十个指头维持生活的，这样一来，不但不能再进学校，也不能不解决一家的生活问题了，才跑到上海来帮助蒋观云先生（他的原名记不起来了，那时他又自号智由；他是蒋尊簋的父亲）编辑《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