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前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是维新派集中的地方，维新派是和平改革派，戊戌党人里“硕果仅存”的张元济先生就在这里，隐然是个龙头。革命党呢，露面的只有章炳麟先生。

　　蒋观云先生是维新派，《选报》不过选取各报里国内外的重要消息，加一篇论说批评批评政治，形式还是线装书。

　　我帮助蒋先生编辑《选报》，不久，资方的赵祖德先生（他的别字和我相同，都叫彝初。见面，我称他彝初先生，他叫我彝初兄。后来我改为夷初。）想再办一个刊物，和我商量，就出了一份《新世界学报》，编辑写文的是我的老师（陈黻宸先生）和同学（汤、杜），不免要带点革命思想给读者了，但是真也‘微乎其微”，因为刊物虽办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但却要公开行销到内地去，自然不能“畅所欲言”了。

　　这时，正是清朝的政治日见腐败，英、德、俄、法、日本等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时候。因为庚子以后，清朝的帝、后和“权贵”都怕他们，正是“唯命是听”了。

　　但是，知识分子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日见加强，革命思想，灌输到知识青年，也象油在水面扩充不止，因为革命党在日本出版的鼓吹革命的刊物，在上海固然容易看到，内地也秘密输入的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行动，常常给人们不断地刺激。庚子年，唐才常弟兄在汉口起事被杀（唐先生弟兄死后，他的家属住在上海虹口什么路的隆庆里，他的大儿子唐蟒〔圭良）年纪比我小几岁，我们很要好，一天。他约我和杜士珍同到他家，拜见了他的七十岁的祖父，这位老先生要哭不哭，一种说不出的悲惨样子，摸着圭良的头（那时圭良活象一个寺院里的小沙弥）托我们替他照管照管，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原来，圭良还有九十岁的曾祖母在上头，唐先生弟兄的死信还瞒着她呢）。）也给大家很大的冲动。在上海的维新派或革命派，除了文字工作以外，遇有外交上的事件发生，又是一个工作的机会，因为在上海租界上，我们还可以昌言无忌。那时，清朝虽则也有象胡适考据过的“校事”，却还不懂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一套，差了蔡钧做上海道，叫他来侦探革命党，结果，《苏报》的案子，还碰了一鼻子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