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要说到“辛亥”年了。这年夏天，汤尔和为筹办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到日本去，我跟他到东京一玩，但是，我不能说日本话，他又不常在东京，因此，我就窘了。我的目的要找章太炎先生，我和章先生，论亲他是长辈，论年我是后辈，不过如上文说过的，在上海为国事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时常碰头的，所以我们是谊在师友之间。那时，他住在东京一个乡间，和他的大女儿章 、女婿龚宝铨同居，里外不过十多张席子的地，章先生和我算有凳子坐的，龚宝铨就日本式的坐地了。他和我谈得火热，定要留我吃午饭，饭是白洁得不能再白了，但是，配饭只有一碗大蒜煎豆腐，是我们杭州的家常小菜，我觉得使他享受这样的生活，是为什么？我和他谈起国事，他自然仍是革命、革命的一套。我请他介绍入同盟会，他答应了，但是他却想回国。我许他回国后和陈老师商量办法，因为陈老师和他是好朋友，他的第一次逃亡台湾，是由陈老师从黄绍箕、孙诒让、宋恕得了清朝要逮捕他的消息通知他的。这时，陈老师做了咨议局议长，或者可以想点法子。我回来以后，自然也给陈老师商量了，恰巧这年浙江大水，浙东很闹乱子，章先生的故乡余杭县也有水灾，而且也闹事，怕他在这个时候回来，于他不便，我当时就回信给他说明，请他等一等。

　　这年，正是清朝的运气不好，盛宣怀做邮传部尚书，要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沪杭甬铁路原是从外国资本家手里争取回来，由江浙人自己筹款办的，办的也相当不错。铁路局总理是一位浙江有名的汤寿潜先生，他是翰林出身，老虎班（翰林散馆放知县，照例马上得缺的，俗称老虎班。）的安徽ＸＸ县知县，他老在八股里议论时事，文章也做得出色，而且另外做了一部《危言》，也是大谈国计民生，尤其是讨论盐务，所以“名满天下”，那时，他和做中国历史的夏曾佑先生是浙江双壁。（夏先生也是老虎班安徽知县。）他们都是辞官不做，所以名气更高，所以汤老就被推举做了沪杭甬铁路局总理。

　　江浙人为了反对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闹得“不亦乐乎”。清朝耍一耍手段，把汤老放了安徽盐运使（汤老先被赏给四品京堂），这是调虎离山的计策，江浙人却留他不放，汤老也不肯去，清朝就把他革职了。这样一来，正是火上加油，这时，争路的代表由京回杭（沈玄庐就是代表的一个），铁路局开股东大会，我和汤尔和、楼守光（诸暨人，咨议局议员）想把扩大事态来送清朝的终，我和汤尔和都是穷光蛋，守光也不是丰裕的人，想在大会里去发生作用，引起革命。可是没有股权进不去的，守光想了办法，借得几个股权，便参加了大会，这次会场就被我们控制住了，一致主张挽留杨老，反对收归国有。早预备好了替盛宣怀捧场的人，都不敢吐一吐舌头。那时有人这样说：“这次股东会是为三个小老头儿开的。”因为我和尔和都养了长须，守光也有胡髭，但是，论年纪我还不到三十岁。

　　一会儿，武汉起义了，我们三个就借这个因头，和陈老师商量，在省城办民团。表面是自己防卫，实际预备响应；陈老师自然赞成，就联合了商会绅土发起。在咨议局开成立会，公推汤老做总理，陈老师做副的，请巡抚下照会。我们拟了办法，三个人分任城里上中下三段的重要职务，并预备各要一匹马，做巡夜的代步。尔和是长在江北，江湖上武艺很来得几手的，自然要让他做领导了。我们虽然计划内定了，可是民团必须有枪械才有作用，一面正式向巡抚去要，一面和督练公所总参议袁思永去商量，请他把尽新式的拨给。原来袁思永是汤老的门生，而陈老师是咨议局议长，他一口承担。但是，不晓得怎样走漏了风声，巡抚增温（蒙古人，傅仪做“满洲国”康德皇帝，他是侍从长。）把照会搁起来，杭州的驻防守军也把新式枪械都提了去，这个民团局就成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