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汤尔和在北京创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邀我去当国文教员。我觉得革命成功了，我本来不晓得政治，不过推翻满清好象是我不能辞谢的责任，我虽则不曾参加革命的重要工作，也尽过些儿力量，现在满清被推翻了，革命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是怎样建设中华民国了，应分让“学有专长”的人们去做，我还是做教书匠，在我的岗位上工作吧。况且我总算生长在“仕宦之家”，幼年晓得文天祥是个状元宰相，尽忠报国的人，很羡慕他，所以也想中状元、做宰相，后来被革命思潮打消了这个观念，从读了皇甫谧的《高土传》，《后汉书》的《独行传》和《逸民传》，配合了什么“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就想做一个高人逸士，也想做个侠客，从陈黻宸老师读书的时候，他老给我谈些社会主义的大概，后来又读了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的传记，都给我的思想有很大的陶铸的影响。所以在这时，我便不问一切，只做教书匠了。

　　在上年，章炳麟先生和赵竹君（伪政府的什么部长赵尊岳的父亲），应德闳在上海组织一个什么联合会（名称忘记了），托我在杭州替他们组织分会，我替他办了一下，但我自己却“超然物外”。陈老师是加入统一党的，也叫我帮过他私人的忙，而我也依旧“超然物外”。后来，有人说我是进步党人（大概是《语丝》里），大概是这些原因。其实我的师友在进步党的确不少，我终究没有踏人他们的门褴。也就因为如我上面所说的，我自己别有一个志趣。

　　我在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教书，真是什么事也不问。那时，由汤尔和认识了一位老乡，这人姓邵，名叫长光，别字裴子（十七年，他代蒋梦麟做浙江大学校长，就用裴子做名了），他是求是书院学生，转到南洋公学，又到美国学经济；但是，他却最欢喜弄中国的金石书画，他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的，又有特别的眼光，所以精于辨别，却又不是一般旧式赏鉴家或古董鬼。他特别对于写字有研究，相信姚配中的翻绞两法。他自己写字，虽则不尽能应用他的学理，我的写字却受了他的指导。我又发明了写字不但要运腕，还要运肘，不但要运肘，还要运指，不但要运指，还要五指齐运。我写了二十首论书诗，把我写字的方法写出来，都得他的“首肯”。

　　每晚，他总来到医校，和尔和、我，上天下地，无所不谈。橘子、长生果是帮助我们健谈锋的。但是，好景不常，袁世凯想做皇帝了，他把现金都挪用到军事上去，钞票不能兑现，中国交通两行的纸币，价值跌到五折以内，公教人员，叫苦连天，那末，这种“风雅之谈”，就此搁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