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六)
我看到杭州教育界保守派的几位人物,真正觉得太卑鄙了,怎样可以“激浊扬清’了有一次是教育会推我和一位私立体育学校的校长王先生做代表去见省长;王先生是保守派里的一位健将,而且专门放炮的,还喜出风头的,所以推代表常常有他。这次我和他到了省长公署,一位招待员是我的朋友,很客气地邀进了招待室,我们照例递给了名片,我的名片上向来不写什么什么头衔的(后来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才用了一次头衔,是为火车上的方便,也不用在别处),只告诉他是代表教育会来的,可是,他和我们“寒暄”了,又闲谈,没得谈了,请我们看报,我莫明其妙地等了四五十分钟,耐不住了,请他替我们传达吧,他做手势,表示省长正在睡午觉,我冒火了,我说:“我的学校里有事,不能再等了!”他才急急起身进去通报,居然就来请了。我们见了省长(沈金鉴先生),我便说:“我们是为公事来的,已经在招待处等了四五十分钟了,我们都有职务,以后有事再来,请省长早点接见。”省长倒很客气,说:“我不晓得,他们不该这样。”可是,我看那位王先生好象出了神,我把公事说完了,他也不发一言。
不多时(十一年夏天)教育厅长夏先生要辞职了,那时,厅里一位秘书许宝驹先生,是北大毕业的(却并未听过我的讲),杭州第一中学校长黄人望先生,是我北大的同事,又是我介绍给夏先生的,我们商量,要改革浙江的教育,应该和厅长是一条路的人,夏先生走了,后来的是谁?和得找?他们两位就主张我们自己来。因此,许先生就到北京和蔡元培先生和教育界几位浙江同乡讨论了一下,他们都觉得是对的,恰好那时一位教育次长全绍青,是北大同事李大钊先生的朋友,经大家把我提出来做继任的预备,请李先生介绍一下,不想马上就发表了;那时,各省都有督办军事的武官,可是文官都要得他的同意,往往他不同意,就不得到任,督办浙江军务的是卢永祥,他比较算好的,我呢,有倔强的脾气,总不理会这一套,可是,我不得不先去见一见省长,省长是领过我的教的,非常客气。但嘱我须得去见一见督办,我只得照例“衙参”了一次,卢督办却也客气,我就到任了,同官自然也不得不去访谒一次,此后就都没有特别见面了。照例,新官上任,僚属要更动一番,而且上司还要推荐些人,叫你不敢不用,我是定了主意不敷衍的,且喜督办、省长都不交下一张条子,后来听说,有人去找省长的“八行”,沈先生对他说:“别处我可替你出信,马厅长那里我出信也无用的。”他竟不给一封“八行书”,当时经过宣传。我便清爽得多。
不凑巧,浙江起了大风灾,十一个省立中学,十一个师范学校的校舍,多半遭灾,墙坍屋倒,雪片的告急文书望厅里飞来,我觉得这是件棘手的事情,因为必须经过省议会才有办法。不想那位教育次长全先生,他以为自已是医生,不懂办教育,却找了他的同行汤尔和去替代他。一转眼国务院改组,教育总长王宠惠任国务总理,汤尔和升了总长,他便不经我的同意,发表了我署教育次长,而且浙江教育厅长放了一位张宗祥,是我的朋友。这时,我正要带了视学亲到各县视察教育,弄得尴尬得很;因为汤尔和相信他和我的交情可以不必征求同意,我一定会去帮助他的,而我呢,因为和北京教育界的关系也不得不去,希望更有作为,更不得不去,张宗样已急急来上任了,我不得不让他,但是,我晓得改革浙江教育的希望,是没有了,因为张先生不是担得起这种责任的人。我在依照我预定的计划,巡视了萧山、绍兴两县,就算给浙江乃至全国开了一个教育厅长不专在公事房看报告的风气,我就到北平就教育次长的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