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育部，大概不过四个月，总算承各校旧同事的情，没有“索薪”的风潮，但也办不了什么事，一件中等教育“三三制”的改革，我也不过随同“画带”；因为这个制度是黄炎培先生们研究好了，汤尔和赞成，我只觉得旧的四二制是有弊的，也需改革罢了。

　　这时，总统是黎元洪，他的外号是黎菩萨，大概因为他“有求必应”。这年年尾（或者明年年头）第一届众议院议长外号吴大头的吴景濂，他原是国民党党员，后来他不去“护法”，仍就做他的议长。那时，检举袁世凯叛国的京师总检察长罗文干，正任王宠惠内阁的财政总长，发生了一件奥国庚子赔款舞弊案，吴大头原是有政府背景的，他一口咬定罗先生舞弊，可不依法向法院告诉，也不由政治程序由国会提案清政府查办，他却和总统府的“幕僚”串通了，一面请黎总统径把罗先生拿交法院，这件事原是倒阁的计划，其实罗先生是个“强项”清廉的官儿，后来经财政部一个科长徐行恭挺身替他作证，他的冤枉是表白了，可是，吃了个眼前亏；王内阁终究让了他的陆军总长张绍桢；住在张绍桢宅里“佳客”黄郛做了外交部长，他到任第一件公事，就是签字在这退款案上，他后来对我说：“我拿笔还发抖的。”

　　在罗文干先生捕交法院以后，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教育总长汤尔和是一起的，王宠惠没法救出他的财政总长，汤尔和主张总辞职。第二日在汤尔和宅里晚饭，汤尔和提出他的主张，顾维钧不作声，王定惠说：“尔和，你是医生，只要救人，我是负救国责任的。”汤尔和立刻答复他；

　　“人家正要打倒你，你还想救国？”王宠惠还哆噱了一回，但是，他们毕竟提出辞职，陆军总长张绍桢镇却不“连署”。我呢，自然也辞职。

　　我离开了教育部，仍回北大教书，直到曹锟的伙计王承斌撵走了黎菩萨，曹锟用“贿选”做了总统，吴佩军拿曹锟大儿子的资格，入京“清君侧”，枪毙了曹锟的“男嬖”李燕青，令冯玉祥出关讨伐张作霖，冯玉祥中途“倒戈”；把曹锟软禁在延庆楼，由黄郛出来“摄政”；黄郛先生和我在北大有同事的关系，他原来是教育总长，参预冯玉祥先生软禁曹锟的计划的，所以由他代理国务总理，由他的内阁摄行大总统职务：后来他把教育总长让出来给了易培基，通过李石曾先生的关系，请我去帮忙，我便第二次任教育次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