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十三年冬天），冯玉祥先生带了国民军第一军，孙岳先生带了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先生带了国民军第三军，都是革命的行动。孙岳、胡景翼两位本来都是革命党，实际，这件事和广东孙中山先生有关系的，所以孙中山先生也就宣言要“北上”。在前，孙先生和段祺瑞、张作霖发生了联系，合作讨伐曹吴。不想这时段，段祺瑞深恐孙先生到了北京，他就不能和孙先生争地位；他本是袁世凯部下龙、虎、狗三杰里的一只虎（龙是王士珍，狗是冯国璋），他很想继承袁世凯的大位的（王士珍不欢喜争权，也淡于名利），所以他不赞成袁世凯做皇帝，袁世凯“金匾”题名（袁世凯造了一座“石室”，里面置了一个“金匮”，匮里放一本册子，题上三个人名，预备他死后揭开来看，谁是第一名，便继承他的地位，段祺瑞也在里面），却把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名列第一，预备传位给他，被段祺瑞晓得了，自然更不赞成袁世凯做皇帝，并且露骨反对，才被袁世凯监视了。袁世凯死后，冯国璋倒被举了副总统，并且补了大总统，徐世昌也赶上他前头，做了大总统，甚至曹锟也坐过这把椅子，段祺瑞自然不甘心这时再退让了；所以他便“近水楼台”（他住天津）一下子带了他的幕中人章士钊、林长民、梁鸿志、李思浩一辈先到北京；他却不肯继承曹锟的大总统的“统”，自己以为他是革命的，就想出一个特别名词，叫做“临时执政”，这还有一点怕孙先生来不得下台的意思吧。

　　段祺瑞一到北京，立刻组织政府，发表梁鸿志做秘书长，龚心湛做内务总长，吴光新做陆军总长，李ＸＸ做海军总长，章士钊司法总长，叶恭绰交通总长，摄政内阁里三个次长留任，外交部沈瑞麟代理部务，农商部刘治洲代理部务，教育部便是我代理部务，我对于“出处”向来自主，不和别人商量的，因为不当和人商量的，不过这时我为我的做官完全不是个人主义，此番应该怎样？便访问几位朋友，如张继、王法勤、李大钊、马裕藻等等，听听他们的意见，有些说：“段祺瑞也是军阀，不做下去好。”有些说：“教育部关系革命很大，我们不应放弃，何况孙、段是有合作密契的。”我从多数的意见，就继续做下去；可是，我成了直接的当家人了。幸而段祺瑞心上也没有教育两个字，所以推广或革新教育根本不必谈，我只把北京的大中小各校维持得好，虽则薪水不能不欠，我总每个月使各校的朋友相当满意，尤其注意到中小学方面，所以大家对我“宛如家人”，我那时就感觉到应该负责任的不积极去负责任，就自己搞糟了；我也掏不出腰包，不过我心心在这辈朋友和青年子弟身上，不怕麻烦，用些手段（我用的手段，绝对避开“阴谋”性质，所以我向来反对对付人用手段，但是反对的是有“阴谋”性的手段），向财政总长麻烦：那时李思浩先生，可以说是很帮忙的，因为他总没使我失望过。

　　这个时候，后藏的班禅喇嘛额尔德尼被逐，投奔中央；在清朝，他是“国师”，“国师”来朝，有特别礼节，经过城门，要替他搭天桥，从桥上进城的（这是我据笔记的传说，没有查过《大清会典》），这时，自然两样了；但是，段祺瑞还拿皇帝接待“藩王”的仪式，赐宴一次，段祺瑞在台上居中南面，独占一桌“酒席”，班禅喇嘛在台上右边稍前一点，也是南面独占一桌“酒席”，我们国务员和“满蒙王公”，每桌六人，每个国务员配上满蒙王公五人，大约有十多桌，都在台下，当时还召了北京名角唱戏“侑酒”，谭叫天的孙子谭富英不过十八九岁，演了一出什么，我忘记了，然而他唱的是戏中戏，我是这出戏里的一个配角。

　　在我回杭州任一师校长的时候（十年），北京北大、师大的青年在杭州的，许多和我联系了（那时，有马黄党的一个名词，是杭州教育界保守派造出来的：黄是指黄人望先生，还委屈了蒋梦麟先生，称他做蒋腿），他们认为我是可以发挥革命作用的，从我再到北京，益发有青年集中到我这边。这时，北京地下工作的国民党渐渐露面，共产党也早在地下做工作，因为国民党已容纳了共产党，所以，秘密的公开的只是国民党，我被任做北京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