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北京特别党部和北京市党部都有代表赴广州出席。那时，朋友们要推我一走，我没法分身，就推了张国焘、许宝驹等几位。许先生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说：“革命一定在几年里成功的，不过国民党得了政权以后，立刻要拿东西出来，我觉得现在已是急需预备的时候了，你可替我转达一点意思，请总理（孙先生）注意设两种机关，一个专门做调查工作，一个专门做研究工作，调查的材料供给研究，研究的结果来做计划，免得‘措手不及’。”后来，许先生回来，答复我是：“总理接受这个意见，很高兴；但是，孙先生说：‘军费浩大，专设机关，恐怕不易，调查工作，我再设法，研究工作先叫王雪艇（王世杰的别字）他们做起来，我津贴他们些。’”（那时王先生们正办了一个什么周刊。）

　　不久，孙中山先生扶病来到北京，北京的知识青年，没有剩了一个，都涌到东车站，要见一见孙先生的颜色，市民也疯狂似的挤到正阳门前，路也不易通过；我还兼了一个国务员的身份，和龚心湛等都在停车的地方“恭候”，车到了，我便上车，碰着了吴光新则要下车，他是从天津伴了孙先生来的，他向我说：“先生在里面。”先生是国民党里对孙先生一个恭敬的称呼，我就向头等车卧室找到了孙先生，看他“满面病容”，着实感动，他是为了什么？孙先生也就起身下车，直赴协和医院，后来又迁住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住宅。

　　如织的光阴，到了三月十一晚上，我刚从铁狮子胡同回家不久，想睡了，杨杏佛一个电话，叫我快去，我晓得孙先生到“弥留”的时候了，急忙又赶了去，果然，孙先生这天就离开了中国国民，也和世界诀别了。十二日有国务会议的例会，我正要看看段祺瑞的态度，到了段宅（那时，国务会议都在他的家里开的），晓得国务会议为了孙先生过世，停开一次，这是前清“辍朝”的例子。看见大家都在段祺瑞书房里，我也走了进去，段祺瑞正在议论孙先生说：“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的功劳。”章士钊就接着说：“是的，章太炎也这样说过。”段祺瑞就拿出他做好送孙先生的挽联来，叫大家推敲，特别对李思浩说：“赞侯，你是进士出身，你斟酌斟酌。”李思浩自没说话，也就商量到孙先生“饰终典礼”，不过“照大总统在职病故例治丧”，派内务次长王来办理。

　　孙先生的遗体定第二日下午二时入殓，段祺瑞原说来送殓的；可是，到了一时，还未“驾到”，电话催问，说是脚痛不来了，派内务总长龚心湛，“恭代”；说到龚心湛呢，孙先生在伦敦中国使馆被囚，那时公使正是龚心湛的叔父，龚心湛这时也正在那里。这日上午，王为某事办得不妥，李烈钧和他闹起来了，王把他的老同学汪精卫请出来，才算顾了面子；但是，已经给大家一个不痛快，这时听到段祺瑞说来不来，还派龚心湛代他来，青年们添了一把怒火，还亏几位前辈压住了，其实段祺瑞正因为革命党和成千上万的青年都在那里，他怕呢。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段祺瑞发表的教育总长云南唐继尧的代表王九龄到京，先有人来对我说：“他到一到任，仍要回云南的。”叫我仍就做下去，王先生也来周旋一下；可是，王先生是抽大烟，早被各校晓得了的，他们议决反对他，他到任的时候，他们一群代表要当面和他为难，我自然为难了，不免进劝一番，他们说：“这不是你的事。”我正为难，而警察总监朱深伴同王先生到部（向来没有这种例子），朱深找我先谈，要我替王先生去向各校代表解释，这分明是给我一个难题；但是，假使他不是警察总监，还有商量，他拿警察总监的身份向我说这话，我自然一口口绝，不能照办，马上送出“辞呈”，朱深大概也去报告了段祺瑞，当晚下了把我免职的命令。

　　我这次在教育部，却遇几次学潮，如北京医专、美专、农专、女高师，却都不是“索薪”问题，而是他们校内教师、学生双方都有政治关系的风潮，就是国民党内的国共斗争，倒很费了我的心；同时有一件事情幸是我在教育部：原来内务部得到情报说共产党首领李守常（就是李大钊）在各校活动，咨请教育部查办，我把他压下了，否则李先生不必等到张作霖做大元帅就会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