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回北大任教授了，教育风潮也多而激烈了，革命的气氛也笼罩着北京了，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的血案消息传到北京，我和国民党许多朋友就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我就任了最高职务的名义，那时会所设在东城，我却住在西四牌楼大拐棒胡同，每日到会办事；有一日，有人告诉我，有侦探跟着你来，第二日我从家里坐人力车走出胡同，果然见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对我的家门坐着，旁边搁着一辆自行车，他见我的车子拐了弯儿，就骑了自行车跟着，我已觉察了，直让他跟到后援会相近，我突然下车问他：“你奉了谁的命令跟我？”他立刻转身就逃，以后胡同口上便没人坐着，车子后边也没人跟着了，原来这也是朱深对付我的。

　　后援会办了一件痛快的事，就是英国公使馆的华人罢工，这件事闹了十来天，工友们都同意了，却要一位资格最老的中文“文案”董先生参加游行，这位董先生在英使馆有二十五年的历史，再经五年，就可以得养老金休息了，他自然舍不得这个职务；但是，我们朋友把爱国大义说他，居然也被说动了，但许他必定给他找个职务，因为他的家累的确也重，不能一日没有事的，他似乎不相信一辈青年朋友，最后由我和朋友们招待董先生和使馆华人代表谈判，他们晓得我是有地位、身分的人，便答应了。罢工实现，英人大吃一惊；那时惨案还牵涉日本的，因此，日公使馆也起了“戒心”。可是，我到今朝还觉得做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就是没有给董先生找到职务，因为事关外交，机关里都不敢请教，结果，英国人识相，都把他们请了回去。

　　这年的冬天，因为段祺瑞对孙先生有背信负义的行为，而且他渐渐地“敌视”国民党了，王九龄果然不久回去云南，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他是段祺瑞“智囊”里的一个，替他出力对付教育界，北京的国民党人尤其是青年，对段祺瑞极度不满意了，便来一个首都革命的口号，学生和文化界工商界的民众联合上两万人，由自行车行牺牲一天的利益，把自行车做了一道阑栅，在天安门宣布了段祺瑞种种罪状，我是被推做主席的；段祺瑞派出队伍，“如临大敌”。但是，因为有广大的民众参加，他也不敢怎样，大概他还是一个清朝的秀才，读过四书五经，还看看佛经，他脑子里还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观念。散会后群众分队游行，在激昂的气氛里，打毁了一两处段祺瑞部下要人的住宅，烧了晨报馆，因为他平日有反革命的言论表现。

　　后来（不记月日了），又有一次，仍想在天安门集合，做更大的行动，北大学生由第三院出发，我和朱家骅各领了一队，正要出去，大门已被警察封锁了，大家回头，开边门走，这时，我反成了“殿后”的，而且已离开了队伍，不想边门也有了警察，幸是少数，所以走得快的都冲了出去。那边门平常不开的，门槛离街道上有二尺多高，我刚要下去，被警察飞起一脚，正中了我的鼻嘴，都发木了，只好“铩羽而归”；天安门的群众也被军警驱散，但也没有伤害。

　　十五年的头上，段祺瑞改行内阁制了，许世英做国务总理，易培基又做教育总长了。那时，教育经费仍是常常发不出，许多朋友和我计划，我们本来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孙中山先生也赞同我们这个主张，我们还是再来试一试，拟了一个教育特税办法。那时，浙江省长夏超派了黄人望到京，和许世英先生接洽事情，就由黄先生和许先生接洽，得许先生的赞同，许先生和我本来相识的，因此，就在国务会议上通过这个提案，而且发表了我督办教育特税事宜；我明晓得这件事当然不是段祺瑞愿意的，而且也绝不容易办，因为历史的关系，尝试一下，果然会同办理的财政部、京兆尹，表面上敷衍我，实际上连督办公署的经费也无着落：不到一个月，“三·一八’的事情发动了。

　　这时，北京的国民党党部已分成两个，一个是“西山派”，由林森、邹鲁、张继、谢持一辈领导的，他们怕国民党被共产党篡窃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他们主张国共仍就分开；但是，他们是孤立的。我呢，虽然信仰社会主义，却不赞成暴动政策，我和李大钊谈过，他在共产党的纪律底下，没有表示，后来他们常有红字的传单，明白鼓励暴动，我因此也参加了西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