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授会在惨案发生的第二日，议决了：(一)通过为“一二·一”惨案屠杀学生抗议书。(二)向地方法院控告关麟徵。(三)向重庆高等法院控告李宗黄。(四)向重庆高等法院控告十一月二十四日云南党政军禁止集会游行之决议。(五)招待昆明全市新闻记者，说明“一二·一”屠杀学生真象。(六)派教授周炳琳、姚从吾、冯友兰到重庆请愿。

　　这件事我们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是最高学府西南联大(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成的)全体教授的行动，他们这种行动定是从客观而产生的。他们的代表三位教授里的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儒雅木讷的人，而且是个从旧理学里淘洗出来要创造新理学的人，他决不会冒昧来做这案的代表，那么这件惨案的是非我们也从这里可以得了大半个定论。

　　虽则在一个“妾身不分明”的中华民国里，也不该谈民主和反对内战就得被禁止集会，就得被军警来包围会场，就得被拘捕，就得被手榴弹和枪子所杀伤。如果云南一省的党政军当局可以这样办，那末各省市的党政军当局都可以这样办，就是“妾身不分明”的中华民国，也不会竟至于此，何况这种是近于背叛国家的行为。因为禁止中华民国的国民谈民主，是不是有意图变更国体的嫌疑?

　　有人以为这些党政当局都是党国柱石，他们绝对的忠于党国，他们以为民主的主张是共产党主张的，这种集会是有阴谋的，而且如钱端升教授还主张建立联合政府，正是共产党的主张，如果真是这样说，我们倒明白了，从前军阀的痛恶三民主义，正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共产党主张过民主，我们便不能谈民主，那么如果共产党说你们要孝敬父母，我们也便不能再谈孝敬父母吗?古人说：“言而非，虽出诸孔子，不敢以为是，言而是，虽出诸庸人，不敢以为非，”民主是世界政治潮流的会归；难道别国的人好谈民主，我国的人因为曾经共产党一谈，便要把民主两个字从词典上挖下来吗?至于联合政府，现在世界上也很流行着，将来我们中国是不是绝对不会有联合政府，怕谁也不能下这个断语。

　　内战是三十四年来全国老百姓所痛心的，试问从反对内战的口号出来，有没有提出反反对内战的，人心如此，能够用枪杆禁止他们谈反对内战，决不能叫老百姓心里不反对内战，老实说，请禁止我们谈反对内战的人们去考察考察自己家庭里各人的心理是怎样。

　　有人以为从各方面看来，国民党没有撤销党治还政于民的意思，蒋主席也不过把还政于民实行民主的话来和缓时局，所以如昆明的这些党政军当局看准了苗头，来这一套巴结主子，希图邀功，如果照这样说，那么把世界四大强国之一领袖人格看低了，我们绝对不应这样说，尤其不应当这样想。蒋主席近十几年来研究儒家的道理，真是大有发挥，易经上说：“孚及豚鱼”，论语上说：“民无信不立”，蒋主席岂肯背了这种圣经贤传。况且我们听到去年蒋主席生日时，有人要铸金鼎献给他做寿，蒋主席很申斥他们，说：“你们真当我是皇帝么?”这件事如果真的，可以证明蒋主席的态度光明，决没有什么苗头给人家看出，这次昆明惨案，或者是昆明党政军当局如十日上海大公报社论里说的张皇失措，但是数千个教员学生开会游行，真是数见不鲜的，决不可与来了大股敌人相比，何至张皇失措。

　　从行为论的法律来看，上面说的这些，都可不管，杀人偿命一句古话，已经够了，至于死者，给点抚恤，生者给些安慰，也就了事。但是这件惨案毕竟不能这样糜糊办理。一则这样一件事，给国际看了，充分表示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二则民众要求的一切法律上应当享受的自由，不曾完全得到，而反失去身体的保障。三则养成前代藩镇专权的恶习。四则偿命者至多不过陈奇达刘友治两人，死者不必说了，生者的怨恨难平，举国民众给予死者和昆明各校教授学生的同情拿什么来安慰他们。五则蒋主席在民众的信仰心上将一落千丈，怎样可以挽回。

　　所以我们要提出的要求，(一)除陈奇述刘友治自有应得之罪外，对云南省各当局应严重的课其责任，．至少先行撤职，军队调防。(二)宣布民众应享受法律保障的一切自由。严禁官吏阳奉阴违。(三)除正规军外不得有类似军队或秘密组织之特工。(四)由国民党向全国宣布撤销党治，实行民主，除政府机构暂不变更外，所有党在政治上之各种权力即行停止使用，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进行民主政体之临时机构，交卸其责任。

　　我们以为有了中华民国，安慰了黄花岗烈士的幽灵，有了国民革命军的成功，安慰了“三·一八”烈士的幽灵，现在必须实现民主，才得安慰“一二·一”烈士的幽灵，而上面提出的四项要求，是我们试验政府磁石，也是国民党重得人心的机会和必要的条件。

　　1945.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