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的第二日，段祺瑞下令通缉李煜瀛(李石曾)先生等四人，听说他还预备通缉十几个人，都是革命运动的先锋，(后闻区区也荣忝在内，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全国哗然了，他便缩住手。但是他自己知道干不下去，关外王也要和他来分庭抗礼了，所以他不久也步了徐世昌的后尘，来了不辞而别。

　　当段祺瑞到北京的时候，摄政内阁的黄郛以次各员都是穿着大礼服，佩着勋章在前门外东车站领导青年学生和群众，挤满了车站内外欢迎他，因为晓得和孙先生领导的革命是连系的。段氏从汽车里看得好生满意，不断地点头(笔者亲见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凄凄凉凉的一挂专车，别了北京，没有一个给他话别的群众。这是蔑弃信誉，只图利己，离开群众必然的下场。但是段氏不失为一个聪明人。

　　北京有一度回光反照的现象，段祺瑞既下了政治舞台，关外王和吴秀才(吴佩孚)，却结合得密切，居仁堂行着桃园结拜的大礼，山盟海誓，无非联了一条反革命的阵线。关外王是杀人不眨限的。那时国际和国内都注意到国民党容共会赤化中国的问题，所以东郊民巷也保护不到国事犯，革命青年潮水似的溜之大吉，因此革命力量集中到广州了。这两位巨头虽则彼斟此酌融洽得了不得，但是魂已越窍了，剩下来的躯壳，终究要腐烂而消灭的。果然不到一年，国民党革命军已三路进兵，到达了上海。此后不消说如风卷残云地肃清了全国反革命的势力，所以我们看得“三一八”是消灭北京政治重心的前锋，也是中华民国短短历史上，划时代的象征。

　　“三一八”的结果是国民革命的成功。但是这个成果，好象好看而不中吃。这二十年来政治上的演变，是否完成了“三一八”的使命?满嘴不离的革命革命，似乎是吃革命饭的口头禅语。现在大家对于掌握政权的国民党的行动，认为是逆水行舟，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设施，认为开倒车。但是我们要晓得，国民党是革命的领导者，“三一八”的领导者，现在还存着不少，他们是不是神经被麻醉了，不能起回忆的作用?或者他们已认现状为满足了。

　　革命的目的不能否认的没有贯彻，不能贯彻的因素并非外在的，已经大家公认了。只是国民党自身的腐败，自己走了被革命的路。距离“三一八”二十年的今日，我们国家依然被人家支配着，我们老百姓依然没得饭吃，辜负了刘和珍等十七人的牺牲。我们不要把他们的牺牲，认为是他们的义务；他们是代我们尽了许多义务，我们不能跟了他们的血迹上去，是我们的惰性；或是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义务。二十年来我们受的苦痛，就是我们应该受的惩罚。我们应该从这次“三一八”起，认清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大家努力完成“三一八”的使命，方才使他们的牺牲为有意义。如果徒然纪念“三一八”，他们如而有知，恐怕只有叹息和怨恨。

　　1946．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