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27日)

　　从上个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建立至今，北京大学已走过了她的第一个百年，过去的一百年也是中国曲折坎坷，进而自立奋进的百年，在这一过程中北京大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我接受北京大学的影响到加入北京大学成为为其使命奋斗之一员的实践中，我认为它的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为发展学术而孜孜以求的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北京大学作为我国的最高学府是让人羡慕的。同时，北京大学所富有的朝气，那种为国运而忧虑和献身的精神也是为世人敬仰的。80年之前，当我还是一名中学生时，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师生那种昌国运的新思想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真正鼓舞了我们青年一代。于是，远在南国的我也被卷进这革新的浪潮。当时，作为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的我很想到北京大学参加这场运动，可惜未能成行。但是，北京大学师生倡导并为之实践的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精神却一直鼓舞着我。因为我认为那是真正的民族精神，是将科学同社会进步结合起来的务实精神。

　　1971年，我有幸进入北京大学，先在国际政治系，后转入社会学系。在从事科学研究，指导研究生及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我时时感到北京大学那追求科学，提倡学术民主的精神。北京大学是重学术的，但他们决不是为自己的偏好进行自我陶醉地研究，而是把学术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联系起来。据我所知，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的学术空气相当活跃，越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重点问题，越能引起广大师生的深入探索和激烈争论，同学之间争论不休，同事之间各抒己见。大家一方面力图深入认识中国所面临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另一方面则试图提出更好地推进我国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建议。这里反映的仍然是北京大学师生的拳拳报国心。

　　关注和贴近研究现实问题决不是北京大学师生的即兴之作，在每一项研究开始之前，知识和理论的准备是必要的，因此那些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即使是很具现实性的题目，人们也不止只是以提出对策或建议为目的，验证已有的科学理论和发展新的理论常常成为北京大学师生的更深层次的追求。在此中不乏对已有理论的批评、修正和补充，这正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北京大学的师生在这方面是相当自觉的，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回想60年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提出“社会学的中国化”的任务，看到今天北京大学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令我感慨不已。

　　科学是离不开实际的。北京大学学术的发展也是其科学精神与变迁中的社会相结合的结果。在我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社会变迁更加迅速和复杂的情况，北京大学将会以自己不变之传统去研究不断变迁的社会和问题，同时也一定会结出学术发展和推进社会进步的丰硕果实，这是北京大学的神圣责任，也是它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