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抹阳光进来，静坐窗前，喝一杯茶，翻读厚厚书稿，无数的节日、假日、双休日，余岚如此度过。丈夫“调侃”她：“你一天不看稿，就不知做什么了去 。”毕竟是丈夫，一语点中了余岚的特点：专注。

　　余岚，民进中央委员，历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中国中福会出版社社长。从青涩的小姑娘，到出版界的一支玫瑰；从懵懵懂懂初见柯灵老的年轻编辑，到加入民进直至担任中央委员，余岚的故事透着专注与坚韧之美。

　　人生无法假设，假设余岚复旦历史系毕业后去了深圳，她专注的会是什么？假设余岚在上海第一医科大学教医史，她专注的会是什么？假设余岚选择去宾馆从业，她专注的会是什么？假设余岚去往德国发展，她专注的会是什么？这些假设曾是她命运走向中出现的一点星光，随即而灭。最终，她专注的点落在上海辞书出版社上，目光在专业的工具书里浏览，把枯燥变成乐趣；把寂寞变成享受；把岁月变成回味。

　　回顾以往，记忆长河里盛满书籍。余岚独力编辑的第一本书是《熟读国史五千年》，这是图文并茂的少儿读物，作者张撝之先生以诗歌的方式行文。这是余岚向领导主动请缨揽下的活，她用此举表明自己开始专注出版事业。之前，她考虑出国，游离在工作之外，有点在混。张撝之住在茅台路，当时那一片还很偏僻，余岚一次一次登门拜访，与张先生商议书事，深得老先生赏识，夸她：“这小姑娘懂道理有礼貌。”书出版后，市场反响不错，又重印两三次。对余岚来讲，第一次的认真投入，她所得的是被作者认同和信任，她有了信心。

　　步入正道，她记着老主任的话：做编辑，就要有好的书立起来。2002年，她参与上海社科院合作的《上海大辞典》，当时她还只是个普通编辑。整整五年，与专家的合作，使她视野拓展；对上海的梳理，使她领悟深厚。这本书见证了她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过程。尤其是全书最后的把关，近1000万字全部由她承担，老主任退了，意味着这本书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她。一本书是一场历练，这场历练的结果是：锻炼了驾驭大型工具书能力和丰富的人脉。

　　30多年，每天日出日落，余岚浸润在这样的人生之中，如日本电影《编舟记》的内容，为一个“爱”字，出版社的编辑深入到社区、餐馆，听人们聊“爱”的涵义。余岚感触、慨叹，因为这是写他们出版人的故事。余岚何尝没有这样的经历呢？面对词条中在对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一职的叙述，她仔细推敲，通常表述为：蔡元培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辞去职务，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句式。余岚却发现有疑问，她询问北京大学的朋友，查阅有关蔡元培的年谱，得到了准确的答案：实际上蔡元培1916-1927任北大校长，只是在五四爆发初期短暂辞职，之后继续任职。

　　余岚坦言她职场的心灵鸡汤：拼命做事，策略乖巧。“但也有不乖巧的时候。”不久前，余岚参加世纪出版集团的会议，她在会上斗胆向集团领导提了自己的想法：“辞海19版2015年就要启动修订，领导是否设想过它出版的形态是什么？是数字化出版还是传统纸质出版？我认为新一版启动时要打破常规，如果还是依照原来的思路来做，前景不容乐观。”领导有些尴尬，余岚意识到自己闯祸了。这是她对出版事业热爱的真心所然，对辞海的感情所然。最后，集团领导采纳了她的意见。

　　这样的“不乖巧”，其实难能可贵。领导懂得接纳，也是一种胸怀。对余岚来讲，专注，包含着担当，这份所得更有份量。

　　谈到与民进先辈柯灵的交往，余岚感慨万千。很多年前，为一本书约请柯灵作序。当时的余岚，不知柯灵的份量，以她年轻的阅历，她简单的理解去索要一篇序文，去面对一个90高龄的老人。到了柯灵家门口，老人耳背，听不见门铃声，余岚求助于锁匠开门而入。这一见，她明白了“敬畏”的概念。柯灵这位报业前辈矢志一生追求的就是社会担当，这种力量冥冥中渗透余岚的人生。她从内心敬畏直言者、诤言者，如邓伟志，如赵丽宏，她最终选择加入民进，汇入到他们之中，有了自己政治生命的专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