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会中央把参政议政确定为年度工作主题，下面我就提升参政议政能力，谈谈个人学习体会。主要谈两个问题：为什么需要提高能力和提高什么能力。

　　一、为什么需要提高能力？

　　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外部环境对我会的期待，二是我会建设的内在要求。

　　第一，外部的期待，即客观形势的要求，简而言之是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我们提出了提升参政议政能力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对我们全民族的智慧都是一次考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进当然要主动应对挑战。

　　为什么说前无古人？为什么是对智慧的考验？这可以从当下我们面临的并且正在努力化解的三大矛盾说起。一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我国现行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旨在公平，市场经济意味着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兼顾”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易，前人没有留下成功的经验。一位西方政治家曾说过，这个问题像“π值”一样无解。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只有效率，没有公平。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理论界出现“回归马克思”的趋向，就是因为看到几个世纪过去了，生产过剩、贫富分化等固有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因此只好到马克思那里再去找找解决问题的思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最近写了一本叫做《21世纪资本论》的书，2013年下半年出法文版，2014年上半年就有了英译本，并连续数年进入西文畅销书行列，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能成为畅销书，为什么？就是因为作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近代以来西方历经严重经济危机而能“安然无恙”，并不是资本主义自身找到了克服危机的办法，具备跨越危机的机制，而是因为在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地发生的疾病、战争、革命等等偶然因素，暂时拯救了西方经济，而不是罗斯福新政、凯因斯主义等等发挥了关键作用。总之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过去几百年中被“遮蔽”了，而不是“解决了”。皮凯蒂以研究收入与财富分配见长，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都是因为贫富分化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不公平”造成的。

　　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也没有解决好“兼顾”问题，它只有公平，没有效率，前苏联是怎么被里根政府拖垮的？经济低效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前的我国发展道路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和启示？也是计划经济导致低效率。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破解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难题，不需要汇聚全民族的智慧么？

　　二是“现代化模式”与国际体系的矛盾。当下有一个热词叫“中等收入陷阱”，指第三世界国家或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经济停滞的现象。我国学界也有关于我们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但是反过来要问一问：为什么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没遇到这等“陷阱”？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所谓“现代化模式”问题。二战后，“现代化”一度成为显学。以上个世纪60年代召开的“箱根会议”和布莱克发表的《比较现代化》一书为标志，西方理论家总结了一个“现代化模式”，断言只要遵循这一模式就可以实现现代化，而且只有遵循这一模式才能实现化。这个“模式”的基本要素包括文化理性化（世俗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体制（治理结构）科层化，他们说，任何国家只要实现这“四化”就可以实现现代化。但“后发”国家亦步亦趋的结果是，现代化并不成功，特别是拉美的一些国家，“四化”不可谓不彻底，但发展却长期停滞，这是为什么？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沃勒斯坦花费多年心血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做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他提出了著名的“依附理论”。他说，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现代化并不是靠什么“四化”自身的，而是依托当时的国际环境，利用周边国家的“不发达”、“欠发达”，来化解本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产能过剩为例，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之一，我国现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也是因为遇到了这个问题。当初发达国家没有这个问题吗？也有，他们怎么克服的呢？他们把“过剩”的东西，产品、资金等等都抛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去，把自己“短缺”的东西，资源、劳动力等等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来，这样他们当然不必经历“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他们也不可能遇到“中等收入陷阱”。但今天的后发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完全不同了，他们不能依赖那些“依附于”他们的殖民地去“消解”经济发展瓶颈，所以只有他们才会遇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我国是在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下发展的，我们追求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绝不会像西方那样“以邻为壑”，所以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某些已有经验，但又要认识到我们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走在一条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上，这条道路的成功，要靠我们自己去摸索。这也是对我们全民族智慧的考验。

　　三是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的矛盾。小到一个人、一个社区，大到一个族群、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在和“他者”的接触、交往中存在。历史证明这种接触有利于进步，因为进步来自改变，而改变意味着接受新事物，新事物则常常来自外部。在民族国家的互动中，举凡开放——或因主动向外界学习，或因感受外界压力，最终都促进了发展。但历史的经验同时证明，开放的代价是内聚力的消解，如价值观念变得多元、跨国人口流动变得活跃、“海外关系”变得复杂等等，对一个民族国家安全来说都构成某种挑战。有学者指出，各国发展存在一个普遍规律，即总是在为追求发展而开放与为增进民族凝聚力而封闭的纠结中反复。处于全球化时代，不开放是死路一条，但开放又会带来民族凝聚力的消耗，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强调民族自信、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是在思考如何在开放中保持、增进民族凝聚力。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处理这对矛盾也没有先例可循。

　　总之以上三大矛盾的解决无不需要动员我们的全部智慧和力量，民主党派在这当中要作出应有的贡献，就必须提升自己的能力，否则将愧对参政党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