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廉价药短缺问题愈演愈烈，亟待关注。一项对全国12个城市42家医院临床用药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基层医疗机构，医院廉价药缺口已高达342种，且情况还在恶化。廉价药短缺分普通廉价药和救命廉价药的短缺两种，具体表现在：

　　一、一批普通廉价药已经消失。例如非那根、西地兰、回苏灵、银翘冲、维脑路通、七珍丹、纯阳正气丸、麦角新碱、板蓝根、潘生丁等。

　　二、一批普通廉价药短缺严重。例如3毛钱的牛黄解毒丸、3毛钱的诺氟沙星胶囊、 3毛钱的红霉素软膏、5毛钱的三黄片、8毛钱一支的青霉素、1.89元的干酵母片、2元100片的复方新诺明……等都出现缺货情况。

　　三、一批普通廉价药被爆炒。例如他巴唑，零售价1.8元/瓶，每瓶100片，但是短缺严重，在淘宝网上，已经炒到每瓶售价30-80元不等；又如治疗婴儿痉挛症药物注射用促皮质素,黑市上卖到4000元,翻了500倍。

　　四、一批救命廉价药短缺。如鱼精蛋白在2011年出现过全国性的断货、时隔五年在2016年4月再次出现，从每支13.5元炒作到每支45-50元，依然供不应求；又如治疗重症肌无力的廉价特效药溴吡斯的明片全国断货，替代药价格昂贵；廉价抗癌药放线菌素D，其国外替代药品近6000元一支，是其价格的300倍，严重增加了患者负担。

　　造成廉价药消失的原因主要是廉价、利润低。此外还有以下原因：

　　一是廉价药保护意识薄弱。从政府部门来看，其主动保护廉价药的意识较低。从医疗机构来看，营利心态弱化了其公益性，特别是近年来政府财政补贴逐年下降，2008年政府投入只占医疗运营成本的6.9% 。政府补贴越少，意味着医疗机构需要增加创收。“以药养医”的思路下，多使用价格高的药品也就是必然了。

　　二是现行药品定价机制存在问题。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价格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政府定价目前只管制剂、不管原料药。一种产品价格一定就用10年、20年，成本年年涨，造成倒挂。倒挂后提价申请，十分困难，企业没有动力继续生产。20年价格不变的鱼精蛋白，是典型一例。中国临床使用的药品共有 1.1 万种，其中八九千种药品，是企业自主定价，其随意性也加推“廉价药”脱节。

　　三是药品招标定价机制存在问题。有些药企为争夺市场，不惜以低于成本数倍价格投标，超低价投标，把原本正常供应企业“挤出” 市场。一旦中标后又难以兑现承诺，造成廉价药 “中标死”现象。

　　四是廉价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现有与药品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与廉价药相关的只有发改委、原卫生部和人社部2009年联合发布的《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简称《意见》）。其中也仅仅是要适当提高廉价药价格，并未涉及廉价药的缺失及保护问题。因此，企业可以任意决定廉价药的生产与否，法律法规的缺失，直接影响廉价药生存。

　　12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十三五”期间深化医改的重点任务，其中明确提出，要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扶持低价药、“孤儿药”儿童用药等生产。为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保障我国廉价药的有效供应，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廉价药保护意识，建立救命廉价药储备制度。对于廉价药的生产、流通和使用，中央应出台全国统一的相关文件，实施定点生产和供应，同时建立救命廉价药储备制度，以防止其缺失影响患者生命健康。对于公立医疗机构，要将公益性摆在首位，兼顾廉价药使用，保证患者用药合理性。

　　二、保障生产企业的合法利益，支持廉价药生产。

　　要根据情况适当改变我国目前药品定价机制，改变廉价药最高限价规定，允许廉价药生产企业适当提高廉价药价格，并在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倾斜补贴。严格廉价药生产准入制度，对于拥有廉价药生产批文而不生产的医药企业，要以行政手段干预，确保廉价药的正常供应。 对承担廉价药生产的企业在国家专项资金、银行贷款、税收等扶持政策上给予倾斜，让这些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从而保质保量完成生产。打击廉价药原材料市场垄断行为，保证廉价药的正常生产以及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

　　三、出台保护廉价药的法律法规。立法保障廉价药的可持续性发展。修改《药品管理法》，加入廉价药的相关条款，明确廉价药的法律地位，如在第五章“药品管理”中加入“国家实行廉价药保护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可效仿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特殊药品的立法，建立《廉价药品管理条例》，对廉价药的生产、供应、运输、使用等作出具体规定。可效仿《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建立《廉价药保护条例》，将廉价药进行等级划分，并作出相应的保护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