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负承诺的留洋博士后

　　有时候，一些偶然发生的事，会改变人一生的命运。

　　1985年，罗永章顺利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

　　第二年，当被确定公派出国留学时，罗永章得知同班同学被诊断为胰腺癌晚期。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身边的人被癌症折磨。

　　弥留之际的同学向身为班长的罗永章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能否选择一个与生物学、肿瘤相关的研究领域？”二是“可否替身为独女的她照顾她的父母？”看着眼前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剥夺，罗永章心疼地答应了。他清楚地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他告诉自己，对生命的承诺，要用一生去兑现！

　　1987年，带着攻克癌症的目标和承诺，罗永章只身来到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攻读研究生，他的专业也由化学改为生物学。

　　采访中，罗永章给记者讲述了一段当年第一次去美国过海关安检的小插曲。“过海关时，美国人有自己的快速通道，但中国人要接受海关几近苛刻的审查，排好长的队。”罗永章回忆说，“我突然想起出国前看的一部电影《芙蓉镇》，里面有一句话，‘活着，像牲口一样活着’。我一直用它来勉励自己，在美国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坚强挺过去，因为我是中国人。”罗永章眼神里充满坚毅。

　　1989年，罗永章在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就读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转学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用不到4年时间完成了原本6年的学业。随后，他又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12年，活着，而且好好地活着，罗永章做到了。

　　1997年，一种叫Endostatin(血管内皮抑制素)的蛋白质被发现，引起学术界和医药界的震动。“1971年哈佛大学Folkman教授提出了著名的‘饿死肿瘤’理论，即阻断肿瘤新生血管的生成可以切断肿瘤的营养供给，达到抑制和治疗肿瘤的目的，Endostatin正是具有上述功能的蛋白质。”罗永章告诉记者，由于该蛋白质在大肠杆菌中制备时没有活性，极难复性，其药物研发受到严重挫折，而这个世界公认的技术难题，正属于自己研究且擅长的领域。

　　平日里安心做研究的罗永章，有些坐不住了。“我一定要做这项研究，但我该留在美国还是回国呢？”罗永章反复问自己。

　　“如果是在国外研究成功，虽然也能产生很大价值，但对中国老百姓的意义并不大。因为这样一来药就成了进口药，价格会非常昂贵，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根本买不起。”罗永章心中有了答案。

　　更何况，罗永章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心中那个承诺。承诺，不仅是对一个人，应该对更多人！一想到要回国攻克这个难题，罗永章激动得几夜未眠。

　　老总？NO抗癌？YES

　　“老罗，听说你回来了？”1999年底，在美国求学12年的罗永章回到家乡山东烟台，老家的一位同学疑惑地给他打电话。

　　“对啊，回来了，在美国不好找工作啊。”罗永章以他一贯的“理科生”幽默说道。

　　“真的吗？那我们厂缺个会外语的营销人员，要不你来吧。”罗永章听后大笑不语。

　　带着很多人的“不理解”，罗永章在山东烟台开发区创办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那时的开发区，人口不到5万人，更像个小渔村。带领着3人团队，罗永章在艰苦环境下夜以继日做着实验。每天睡3小时也算奢侈，高强度的工作让身边工作人员大喊撑不下去，罗永章却依然热情不减，在实验台上忙得不亦乐乎！

　　然而，罗永章尝试了多种常规的蛋白质复性方法，却均以失败告终。“路在何方？”罗永章把自己锁在办公室，切断与外界一切联系，专心“博弈”。三天后，他带着新方案走出来，疲惫的面容掩盖不住跃跃欲试的兴奋。紧接着，他尝试了一种独辟蹊径的复性思路。

　　1999年12月25日，也就是在罗永章回国仅一个月之后，Endostatin在中国复性成功了！2002年3月美国《科学》杂志曾报道欧美科学家研发Endostatin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殊不知，在1999年，中国的罗永章就已成功攻克了这一世界性难题，而地点，正是山东烟台开发区一间简陋的实验室。

　　Endostatin复性问题的解决，只是研制抗肿瘤新药的第一步。为让这个蛋白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让中国老百姓真正受益，罗永章继续研究和奔走。

　　2005年，罗永章领导的团队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一类抗肿瘤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该项成果成为《科技日报》评选出的2005年度国内十大科技新闻，并引起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2006年，该药成功上市，成为世界首例内源性血管抑制剂类抗肿瘤药物，为广大癌症患者带来了福音。

　　令罗永章更感到骄傲的是，“饿死肿瘤”理论的提出者、哈佛大学Folkman教授也欣然公开承认，血管内皮抑制素的疗效是他们研发的同类候选药物的2倍以上。

　　“我当时做出回国的决定是正确的。”回想起当初的一幕幕，罗永章语气平和，眸子里闪动着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