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高师院校布局结构现状（一）近年来数量的变化据统计，我国高师院校的数量，1988年“已达262所，其中本科院校77所，高等师范专科185所”，[1] 1997年增加至300所左右[2]，但2007年时却已减少到141所[3]，降幅高达约53%。自2008年以来的近10年间，我国高师院校数量又有所增加，2015-2017年我国分别为177所[4]、182所[5]、186所[6]，但都没有突破200所。

　　由上可见自1988年以来的30年间，我国高师院校数量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且大约每10年为一个变化期：1988-1997年，高师院校数量在保持原有较大数量的基础上继续缓慢增长；1998-2007年，高师院校数量急剧减少，大约每年减少16所学校，远远大于前10年的增长速度；2008-2017年，高师院校数量又重新回到了缓慢增长时期，但增幅每年大约仅为4-5所。毋庸置疑，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高师院校仍是我国基础教育教师人才培养的重要主体，“在开放化的教师教育体系中，高师院校仍然具有举办教师教育的天然优势”。[7]

　　（二）从区域分布上看目前我国大陆地区的31个省（市、区）均设有至少1所高师院校。但在各省的分布上，并没有普遍的规律，如地处西部边远地区的青海、西藏各有1所高师院校，而贵州有10所、云南有7所；政治中心的北京和经济发达的上海、浙江分别有2－3所高师院校，而广东、江苏两省则分别有7所和11所高师院校；拥有5所及以上高师院校的省份有19个，其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省份共有14个，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省份只有5个。因此，整体上我国高师院校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不是整体上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

　　从高师本、专科学校分布的区域看，目前只有西藏无高师本科学校，而北京、上海、海南、青海、陕西、天津、浙江七省、市均无高师专科学校。从高师院校在省会城市和地级以上市（不含省会城市，以下同）的分布看，地处省会城市的高师院校共有68所，且本科学校占75%、专科学校仅占25%；地级以上市的高师院校共有118所，且本科学校占56.78%、专科学校占43.22%。由此可初步判断，在我国省会城市仍以开办高师本科学校为主，而地级以上市开办高师本科学校和专科学校大致处于一个基本持平的状态。

　　（三）从水平层次上看从高师院校本、专科学校占比来看，1988年分别占比为30%和70%，自2007年以来，占比基本分别维持在65%和35%左右，并处于一个基本稳定的比例结构。现有专科学校中以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居多，2017年幼儿师范专科学校为37所，占专科学校的54.41%；其他高师专科学校主要面向小学和幼儿园开展人才培养。

　　在高师本科学校中，现有大学45所、学院73所；其中部属师范大学有5所。虽然基本实现了1999年教育部《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教师〔1999〕1号）中所提到的目标要求②，但是如果以5所部属师范大学为参照标杆的话，高水平师范大学整体并不多，特别是73所师范学院中有些是由师范专科学校升格而成，办学水平参差不齐。

　　整体而言，我国高师院校整体办学水平不高，主要体现为高水平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数量不多，同时也存在着高师院校师范类毕业生相比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缺乏一定的竞争力的尴尬。

　　（四）从学科专业结构看——以2014年新开设专业为例在综合化发展中，高师院校开设有非师范专业和师范专业两大类，师范专业的开设范围与种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非师范专业的不断创设是高师院校多科性、综合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据统计，1995 年，一般地方师范院校的非师范与师范专业之比平均为 1:3，省属以上重点师范大学的比例在1:1 左右；至 2007 年，非师范与师范之比则达到2:1 至 5:4 左右。[8]

　　但是近年来，有些高师院校开设了一些与“师范”有点远的专业。以教育部《201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或审批结果》[9]公布的新设专业为例，白城师范学院新设物流管理、大庆师范学院新设油气储运工程、宁德师范学院新设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江西师范大学新设风景园林、湖北师范大学新设城市管理、长沙师范学院新设包装工程、长江师范学院新设物流工程、咸阳师范学院新设车辆工程等专业，淮阴师范学院新设食品质量与安全、工程造价、酒店管理专业，阜阳师范学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大学等新设酒店管理，河南师范大学新设给排水科学与工程、酒店管理专业，南阳师范学院新设宝石及材料工艺学、物联网工程、农学专业，黄冈师范学院新设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土木工程专业。

　　这些与师范或教师教育关系度较远的专业，反映了目前高师院校对自己的发展定位仍不清晰。这种以开设非师范专业作为高师院校综合化发展的路径，必然使得高师院校对教师教育的资源分配、投入等方面受到影响，囿于有些新设专业缺乏一定的发展基础，最后使得高师院校整体上不仅师范特色不突出、综合化水平也不高。

　　（五）从师范生占在校生比例看高师院校的综合化发展，在不断开拓非师范专业领域的同时，必然需要不断扩大非师范生的招生规模以推进学校的综合化发展。“有资料显示：全国30多所省级以上的重点师范大学，甚至一些地方师范院校，也都陆续走向综合化，且对非师范专业的建设情有独钟，不断扩大非教师人才的招生和培养规模，努力提升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综合影响力”[10]，以致高师院校师范生占在校生比例远远低于非师范生。在全国8所“211”师范院校中，华南师范大学师范生的比例最高，达43.7%[11]，这表明办学水平较高的师范大学的师范生占比远低于非师范生，特别是随着师范类院校的综合性发展，在校生中非师范生比重多年来一直高于师范生比重，如“在上海、广州、南京等地，一些师范大学的非师范生比例已经上升到60%~70%以上”。[12]以致现在师范院校越来越“名不符实”。

　　二、我国高师院校布局结构现状对教师教育产生的影响（一）高师院校教师教育职能日益削弱伴随着师范院校综合化发展及原先一些师范院校被合并等因素影响，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职能已有所削弱，非师范专业的不断开设及其非师范生招生规模的扩大是其最显著的表现。当一所高师院校的师范生占比大大低于非师范生时，这所学校还能称为名符其实的高师院校吗？

　　当前，我国教师教育整体上处于后师范教育时代，优势与问题并存，使当前现存的高师院校在这种变革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伴随着发展中的迷惘与不安，极大制约了当前教师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与质量，使得一些高师院校难以安心于做好教师教育。

　　高师院校教师教育职能的日益弱化，使得师范生和非师范生在就业竞争中并不具有的明显的“师范”优势，使得并不具备充足和过硬教师教育技能的师范生失去了与非师范生竞争的优势与实力，据报道，“苏南地区的示范性中学，更愿意招收‘985’或‘211’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硕士研究生”[13]；有学者对北京某高校附中近三年所招聘的应届毕业生进行了统计，“2014年，该校共计招聘34名教师，其中30人来自国内“985”高校，另外4人是国外大学毕业生”，“其中‘985’高校毕业生中，只有两所是师范类院校”，“2016年，该校共计招聘75名教师，……其中有50人接受非师范类专业教育，……只有40人具有教师资格证”[14]。上种现象应当引起高师院校的警觉，是什么让高师院校毕业生失去了竞争力？

　　（二）高师院校师范生主要来自“托底性”生源我国目前只有5所部属师范大学和少数的省属师范大学属于国内办学水平较高的，他们仍然可以吸引很多优秀高中生报考，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大学招收的师范生规模仍小于非师范生。我国现有45所师范大学仅占我国高师院校的24.20%，另75.80%则是师范学院和高师专科学校，众所周知，前者（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明显高于后者（师范学院和高师专科学校），而后者却是培养我国教师人才的主力军。大量师范学院和高师专科学校招生录取分数相比一些综合类或行业类高校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其生源具有更明显的“托底性”特征，加之我国高师院校布局结构在水平层次上重心下移，特别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那些处于高师院校层次结构底部的学校，其生源质量更是令人堪忧，使得我国教师人才培养从源头开始埋下了“先天性”“ 隐患”，拉低了我国教师教育格局的水平。不仅如此，而且“自从90年代中叶以后，师范教育被迫‘开闸放水’，基本上放弃了教师候选人的选拔工作，致使教师候选人的素质‘每况愈下’，引发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普遍担忧”[15]。

　　（三）我国幼儿园及中小学教师队伍学历水平整体仍不高从学历上看，近年来我国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水平整体得到了大幅提升。幼儿园和小学专任教师中，专科及以上毕业的教师占比分别由2001年的31.96%和27.40%提高到2015年的74.90%和91.89%；普通初中和高中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毕业的教师占比分别由2006年的41.10%和86.46%提高到2015年的80.23%和97.70%。②然而，从幼儿园到高中专任教师中，研究生毕业的教师占比普遍不高，特别是幼儿园和小学占比极低，2015年均不到1%，普通高中略高，2015年占比也仅达7.15%。如果学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代表教师能力和水平的话，那么我们切不可因这些“漂亮”的数据而“沾沾自喜”。以2015年的教育统计数据为例，幼儿园专任教师虽然专科学历占比已达55.15%，但是仍有25%仅具有高中及以下学历；小学专任教师虽然专科学历占比已达45.96%，且本科学历占比与专科基本持平，但仍有8.11%、约46.1万名教师仅为高中阶段及以下毕业；普通初中专任教师中虽然本科学历占比78.35%，但专科及以下毕业教师占比高达19.77%、约68.71万名教师；普通高中专任教师虽然本科学历占比高达90.55%，但仍有少量的专科及以下毕业的教师，且研究生学历占比仍偏低。

　　学前及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高的原因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从上至下推进在职教师参加函授等不脱产学习等达成的结果，因此这种学历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此外，近些年师范类毕业生对于教师岗位的适应性、师范技能等都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共同加剧了我国教师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困难。

　　三、我国高师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建议我国作为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2017年世界银行报告发布的全球各国的GDP总量排名中，中国已跃居第二，但是我国的教育质量还不能与之相匹配。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要求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坚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基本原则，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我国“双一流”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基础教育阶段的人才输送，只有让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才能够为我国“双一流”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优秀人才。借助教育发挥对全球的影响是当前及未来国家竞争的重要方式，而高师院校布局结构调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基础性意义。高师院校布局结构调整主要涉及两大方面，即如何提高高师院校办学水平和如何保证高师院校的师范特色，前者涉及高师院校的水平层次结构问题，这是我们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前提和保证；后者涉及高师院校办学定位，牵涉到学科专业布局、在校生中师范生占比等问题。

　　（一）明确高师院校“师范”办学定位一直以来，国家努力在保持师范院校的师范性，禁止现存师范大学更名就是例证。高师院校不能一味追求综合化发展，即使是走综合化发展道路，也不应是脱离师范性的综合化。而普通综合高校的教师教育工作没有到位[16]，因此需要我们对此要予以关注，特别是要对现存的高等师范院校的发展予以关注。虽然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推进将教师教育的功能部分地依存于高等教育体系之中，即综合大学加教师教育的培养体系，但是原有的高师院校的优势不应因此而被忽略。

　　明确高师院校“师范”办学定位，亟须厘清什么是高师院校发展的“综合化”。或许在高师院校发展过程中对其“综合化”发展的认识是有一定偏差的，简单将“综合化”理解成是办非师专业和扩大非师范招生规模等，然而这种理解并没有使高师院校摆脱发展过程中办学定位和办学方向的迷惘与困惑。如现在一些省份在推普通本科学校向应用型学校转型发展，有个别师范院校也主动参加遴选而成为转型试点单位，这对于师范学院而言本身是有一定矛盾性的，师范院校一直以培养教师人才为己任，本就是“应用型”学校，而现在却要参加应用型转型发展试点？现在也有些师范院校也在搞创业教育，教师人才需要创业吗？诸如此类高师院校在发展过程中面对高等学校改革发展中的一些导向、举措而表现出的躁动或不安，都昭示着高师院校办学定位上的“摇摆”与“不确定”。

　　因此，高师院校在发展中，首先应明确“师范”办学定位，同时也有必要通过政策导向使高师院校能够静下心来办好“师范”。如对于高师院校有必要作为我国一种高等学校类型，在财政投入等方面予以一定的倾斜；规定高师院校师范生占在校生的最低比例要求；建立高师院校办学标准，实行高师院校退出机制等。

　　（二）提高高师院校办学水平鉴于现有高师院校在校生中非师范生占比整体高于师范生的现实，且有综合性高校的毕业生（包括师范类毕业生）的适当补充，未来高师院校数量不宜过于快速增长，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控制。我国高师院校建设已进入“提质”阶段，也就是说提高办学水平是当前高师院校发展中更为迫切的任务。目前我国高师院校办学层次和水平呈三角形、即层次和水平均下沉式结构，未来我们应将此结构调整为“倒三角形”，即层次和水平整体上升。

　　实施我国高水平或一流高师院校建设战略。充分借鉴、吸收我国相继开展的“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的经验，结合高师院校办学规律、办学特色、国家需求等从顶层做好我国高水平高师院校建设总体方案和部署，力争在近期、中期和远期使我国高师院校办学水平从整体上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特别是提高我国教师教育的总体质量和水平。

　　逐步提高高师院校的办学层次和水平，特别是高师专科和师范学院。目前高师本科学校和专科学校的比例大致为2：1，从长远来看，我国幼儿园和小学教师的学历要求应是不断提高的，特别是小学教师中本科学历的比例将会越来越高，那么意味着现有的高师专科学校必然面临着人才培养面向的新一轮调整。现有的70余所师范学院，研究生培养规模还不大，仍有必要逐步提高办学层次，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以满足未来普通高中、初中及职业学校对研究生学历师资的需求。

　　构建以地级市为核心的高师院校体系。教育部《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教师〔1999〕1号）中提到的“教育部与地方共建办好若干所师范大学，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办好1所师范大学”的目标要求远无法满足我国当前及未来教师教育发展的需求，特别是职后教师教育。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还需要有一个高水平的可以从事职后教师教育的高师院校的强大支撑。

　　（三）规范高师院校专业设置和师范生占在校生比例 伴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逐步下放，高师院校也享有一定的专业设置自主权。但是，高师院校作为我国教师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其专业设置自主权应有一定限制，以免弱化教师人才培养的功能与作用。高师院校开设的非师专业，应立足于现有专业基础上，或有助于师范生培养，或有助于服务学校办学活动和事业发展，或有助于其他与教育事业相关领域的发展等，如为学校培养诸如食品人才、人事管理人才、财务人才、信息技术人才、校园规划、儿童药品、学生营养等，也并非不可由高师院校开设。

　　师范生占在校生比例结构是凸显高师院校“师范”特色的重要指标，也是“师范”之实所在，作为一所立志于教师人才培养的、名为“师范“的高师院校，其师范生占在校生比例在70%~80%以上为宜。

　　注释：

　　① 本部分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统计而得。

　　② 教育部《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教师〔1999〕1号）中提到，“教育部与地方共建办好若干所师范大学，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办好1所师范大学，以本科教育为基础，同时承担研究生教育，建成服务于中小学教育的教学中心、科研中心，并为师范教育发展起主导、骨干、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8）[Z].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89.

　　[2] 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名单（截至2007年5月18日）》.

　　[3] 教育部《2015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4] 教育部《2016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5]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2017年5月31日）.

　　[6] 罗明东，陈瑶.我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亚制度环境”的探讨[J].教师教育研究，2007，（5）.

　　[7] [10][16]杨天平.中国教师教育制度改革的战略审思[J].中国教育学刊，2009，（6）.

　　[8] 何莉娜，蔡国春.我国高师院校非师范专业发展的历史回顾[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7（4）.

　　[9] 教育部.201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或审批结果[EB]. http://www.moe.gov.cn/src

　　site/A08/ moe_1034/s4930/201503/t20150316_189371.html，2017-8-23.

　　[11] 搜狐网.广东高水平大学④│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刘鸣：43.7%在校生是师范生，比例不降低[EB]. http://www.sohu.com/a/139230088_321615，2017-8-21.

　　[12] 徐辉.建立师范大学学术性与师范性的新结合模式[J].教育研究，2004，（9）.

　　[13]中国经济网.江苏“师字头”高校缩减师范生比例“供过于求”突出[EB]. http://news.youth.c

　　n/jsxw/201511/t20151103_7272657.htm，2017-8-20.

　　[14]朱旭东.教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C].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庆祝第三十二个教师节暨2016·中国教师发展论坛会议发言合集.28.

　　[15] 潘健.教师候选人选拔：问题与对策——兼评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J].江苏教育研究，2009，（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