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扩大爱国民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6年5月，上海各界六十多个团体组织实行大联合，组成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王绍鏊同志当选为联合会理事。他为这个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做过许多重要的工作。为阻止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台会发动十万群众举行反内战大会，并欢送以马叙伦为团长的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王绍鏊和林汉达、陶行知同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在大会之后举行的反内战大游行中，他始终走在队伍的前列。下关惨案发生后，他在上海积极组织声援，抗议当局的暴行。在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组织的其他一系列斗争中，如反对警员警管区制、反对伪国大、反对特务暴行、支持工人学生民主运动等，他无不带头参加，为发展上海的民主运动作出了贡献。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加剧了统治区内的白色恐怖。王绍鏊在组织的安排下撤离上海抵达香港,在那里他和先后转移来港的爱国民主人士一起继续同国民党进行不懈的斗争。他和民进同志在香港组建了民进港九分会，他还用秘密通讯的方式精心指导在沪的民进、民建同志坚持斗争。

　　1948年，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发表后，马叙伦和王绍鏊代表民进和在港其他民主党派一起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坚决响应。1948年底，他从香港经朝鲜抵达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冶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同志先后担任中央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等职。他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其他各种重要会议，参与讨论国家重大问题，提出有益建议，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竭智尽忠。他经常深入基层，到各地视察调查，指导民进的地方工作，受到各地会员群众的欢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特别强调民主党派工作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他也一再向党的领导建议，要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充分发表意见，提供建议，“择其善者而从之”，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性。

　　王绍鏊同志长期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他的亲属为此受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对林彪江青的倒行逆施，他深恶痛绝。但对党他始终坚信不移，并不断教育子女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1970年8月31日，王绍鏊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王绍鏊同志的一生，是不断革命、不断前进的一生，他从一个深信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旧民主主义者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埋头研读马列主义，终于找到革命真理。解放后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五十多岁时还自学俄语直到能通读原著。他为人耿直，作风正派，爱憎分明，平易近人。他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党安排的工作，他从不犹豫，总是努力完成。他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他是位可尊敬的同志、可信赖的长者，对待青年他尤其注意从政治上引导他们不断前进。他生活简朴，公私分明。解放前他为革命奔波，家庭生活十分艰苦，但他丝毫不动用由他保管经手的组织上的经费，反而还常节约自己的生活费以补贴革命活动的需要。解放后他仍克己奉公，从不因个人或家庭的需要而向公家提出要求。临终时，他还嘱咐家属把他的全部图书报刊资料都交给组织。王绍鏊同志这种立场坚定、爱增分明，忠于党、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崇高品德，以及他勤于学习、严于律己、不计名利，克己奉公、为革命事业而贡献一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王绍鏊同志去世后，1981年2月，党中央有关部门为王绍鏊同志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并举行了骨灰盒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在他离开我们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拨乱反正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前景无比辉煌。今天我们纪念王绍鏊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一贯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社会主义的精神，继承和完成他的未竟事业。我们要在中共十三大精神的指引下，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为加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作出自己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