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的深入推进和人员的频繁流动，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逐步加大。疾病的传播是没有国界的，为此，我们更应该在疫病防控上做到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联防联控，从根本上切断人畜传染病的传播链条。

　　包虫病是一种古老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疾病，呈世界性分布。包虫病不仅危害畜牧业的养殖生产，更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影响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由于包虫病危害严重，人感染后治疗费用较高，这也是导致部分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包虫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流行和防控现状

　　亚洲、非洲、南美洲是包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受威胁人口达15亿。包虫病在亚洲地区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中亚和西亚，这些地区有约5亿人生活在囊型和泡型包虫病高感染风险环境中。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包虫病流行分布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囊型和泡型包虫病两种，以囊型包虫病为主，主要分布于我国新疆、青海、西藏、四川、甘肃、内蒙古等西部省、自治区，受威胁人口约7000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特别是中亚、西亚、非洲等国家的包虫病防控工作受限于当地的政策、国家重视程度、经费来源、技术水平等因素，基本上没有开展包虫病的防控，这使得包虫病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流行范围更广、危害程度更甚。

　　以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为例，根据记录，包虫病在该国的发病率1991年为5.4/100000,1998年为14/100000，而2001年上升为20/100000。而人的泡型包虫病（“虫癌”）病例从1995年到2011年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家畜包虫病的发病率也增加了2倍。2006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中部，有64%的绵羊感染包虫病，25%的犬感染细粒棘球绦虫。在东南部，有11%～18%的犬感染细粒棘球绦虫，有64%的狐狸感染多房棘球绦虫，平均每只狐狸荷虫8669条，犬和野生狐狸是该地区棘球绦虫重要的终末宿主。

　　二、包虫病综合防控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的建议

　　在丝绸之路沿线上的一些中亚、西亚国家和地区，其产业结构与生产方式与我国西北部地区有相似之处，针对包虫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为更好的对该病进行联防联控，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建立有效的包虫病联防联控体制和合作互助模式。

　　为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包虫病综合防控工作顺利开展，沿线国家应携手并进，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和磋商，以现有的医药卫生合作机制为基础，向切断病原循环链方面延伸，不断完善创新方式，推动国家和地区间包虫病防控工作的开展和实施。同时加强与沿线国家相关领域的信息交流及人才培训，推动防控技术标准的一致性建设，将社会化动员和专业化防治相结合，提高包虫病防控的实施效率和成果。

　　（二）成立亚洲包虫病学会以及“一带一路”人兽共患病联合研究中心等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加强各国、各地区间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

　　由于包虫病的宿主种类多、管理难度大、区域划分不明显，因此各国之间的联防联控在疾病防控上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建议由我国牵头成立亚洲包虫病学会，定期召集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包虫病防控专家将各国包虫病防控方面的情况进行交流和探讨，吸取各地区工作经验和成效，为包虫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达到联防联控起到支持和帮助。同时还应建立“一带一路”人兽共患病联合研究中心，通过加强各个国家人兽共患病方面的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农业机构等方面的共同研究，以期对国家间人兽共患病的防控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积极推进我国包虫病防控技术手段、包虫病诊断、治疗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推广

　　我国包虫病防控专家们近30年的包虫病防控经验证明，采取犬驱虫为主、羊免疫为辅的“双相切断病原循环链”为核心的综合防控措施在包虫病防控上取得了积极成效，这一策略的推广和应用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整体包虫病防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新疆、青海、内蒙等地对于人群包虫病早期诊断以及外科手术治疗方面，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终末宿主犬棘球绦虫的防控方面，新剂型吡喹酮咀嚼片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应将这些技术和手段推广出去，通过学术交流、医疗合作等方式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医疗技术水平，为当地已患病民众早日脱离包虫病的折磨奠定基础。

　　（四）加大包虫病危害宣传力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群众加强引导。

　　包虫病多流行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应通过政府之间的协作和共同努力，加大对包虫病的危害和防控手段的宣传力度，包括使广大民众知晓包虫病传播的途径，教育人们不要接触犬，阻绝带虫家畜脏器喂犬等方面，号召最大程度的减少犬只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