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民法院案件持续增长，司法资源优化和供给矛盾凸显，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把纠纷化解在诉前，把矛盾化解在源头，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发挥了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积极探索创新，取得明显成效。目前，改革中还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调解前置程序缺乏法律依据。有的法院通过引导诉前调解的纠纷比例在10%至30%左右，有的案件量较多的法院没有开展调解前置程序改革，诉前引导分流纠纷的力度不大，大量案件直接进入诉讼程序，积压严重。二是诉讼费未发挥杠杆作用。现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在制度设计上将重点放在限缩收费范围、降低收费标准，滥用诉权、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现象屡禁不绝，诉讼费用支出在当事人诉讼成本中的占比不到10%，诉讼收费在引导程序选择、优化配置资源、调控案件规模、调整诉讼结构、抑制滥诉现象、实现便捷诉讼等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受到挤压。

　　为此，建议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减少对司法诉讼的过度依赖和纠纷向法院的过度集中，实现新时代司法资源供求均衡。

　　一、探索调解前置试点授权，提升多元化解纠纷的效益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先行调解”原则，但是没有规定具体实施办法。《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中“拓展司法调解范围”明确提出，“各级法院要积极探索先行调解的案件类型。推动有条件的基层法院对家事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小额债务纠纷、劳动纠纷、消费者权益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等适宜调解的案件进行调解程序前置的探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也规定探索调解程序前置改革。虽然已经有了明确的政策性文件，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尚未确立法定调解前置制度，法律依据还不够充分。各地法院开展的调解前置机制探索，因不能突破法律规定的调解自愿原则，极大限制了诉前调解程序的适用。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开展调解程序前置试点工作。选择部分开展调解程序前置改革较好的法院，如北京、广东、安徽、福建、山东等地开展调解前置试点工作，积极研究调解程序前置案件类型，完善调解程序前置，总结试点经验，提出修改法律建议。通过国家制度安排，将适宜调解的纠纷设置法定调解程序前置，符合当事人解纷多元需求以及成本效率的原则，有利于将大量简易纠纷分流到诉讼外纠纷解决渠道，实现与立案登记制的有机配套，有效破除司法资源有限和繁冗程序的局限，发挥其他社会纠纷解决资源的效用和价值，扩大当事人实现正义的途径。

　　二、修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充分发挥诉讼费杠杆作用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十年来，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均进行了大规模修改，司法改革也对诉讼制度和纠纷解决体系建设作了大量创新完善，但诉讼收费制度却未作出相应调整，已远远无法满足国家法治建设的客观发展需求。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必然要求诉讼费应当具有调节案件、抑制滥诉的功能，以保障司法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全面改革现行诉讼收费制度，必须纠正过分强调降低诉讼门槛的理念偏差。

　　建议中央国家机关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协作，统筹谋划修改完善诉讼收费制度。全面修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确保诉讼收费制度与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相协调。通过对诉讼费的整体结构设计，有效影响当事人诉讼行为，不断促进公正和效率的平衡。改革诉讼费收费基本模式，适度区分不同审理程序的收费标准，考虑诉讼收费与诉讼进程的匹配，拉开不同审级的收费梯度，建立程序分类、进程分段、审级分级的诉讼收费模式；扩大收费案件范围，完善申请再审收费制度；赋予法官特定情形裁量权；明确当事人选择调解、公证、仲裁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可以适当减免诉讼费；修订完善退费规则，健全相关配套制度。规定诉讼费惩戒制度，明确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与调解或者不履行调解协议、故意拖延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增加其诉讼费用的负担部分。通过诉讼费制度改革，充分发挥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调节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杠杆作用，促使当事人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