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审作为一种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具有自身的优越性。比如，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避免超期羁押；节约国家资源，合理有效的分配办案资金，等等。

　　我国现行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取保候审率低。根据调查，我国取保候审率在强制措施中平均只有3%左右，高的地区不超过10%，低的地区甚至不到1%。主要原因在于“有罪推定”的观念依然存在，重实体轻程序，打击犯罪依然处于首要地位，拘留及逮捕的比例大，取保候审比例小。二是取保候审适用标准界定不明确。取保候审的适用标准，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51条、第60条、第65条和第75条的规定，但规定过于宽泛，主要表现为：在侦查阶段，难以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应该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包括从6个月到死刑，自由裁量幅度过大，不便操作；“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严重疾病”没有具体的界定或量化标准，难以确定。三是取保候审决定、执行和监督的问题。公、检、法三机关均有权决定取保候审，导致缺乏相应的外部制约机制。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取保候审的，决定权与执行权不分，没有监督措施。取保候审的具体执行单位是基层派出所，大多数存在警力少、警务多的问题，导致取保候审在真正监管过程中，实际大部分是采取托管形式的。四是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惩处不严。如果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取保候审相关规定的，仅处以没收保证金或者采取强制措施，没有实体上的法律责任，使得一定数量的取保候审对象肆无忌惮地选择弃保潜逃，提高了取保候审的法律风险。对保证人不履行保证义务而采取的处罚措施仅为罚款，除保证人构成窝藏、包庇罪可追究刑事责任外，无其他处罚措施。

　　为此，建议：

　　一、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适当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

　　关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世界各国均采用“法定主义为主，酌定主义为辅”的立法原则。建议借鉴世界上的通例，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本着既严厉打击犯罪，又确保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取保候审范围。可以采取列举或者排除式的方式，明确规定对除死刑、重大犯罪、有相同前科、逃犯等之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同时，明确规定准予取保候审的条件，适当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

　　二、建立司法审查和救济机制，建立程序化的取保候审制度

　　我国的取保候审是由公、检、法机关单方面决定，没有听证制度，更无复议权、上诉权等救济机制。建议建立健全司法审查机制。由办案机关以外的部门如检察机关，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采取保前审查、保中检查、保后督查等方式对取保候审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在审查程序中，须聆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并保障律师的参与。对于被拒绝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被明确详细地告知理由，并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拒绝的决定可以通过听证、复议、上诉等救济途径寻求救济，立法也可考虑赋予当事人对取保候审决定不服的救济权。

　　三、修改刑事诉讼法和相关规定，加大对脱保人员的惩处力度

　　目前我国对脱保行为的制裁措施，不足以使其严格守法。建议我国立法规定，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应当遵守的法定义务，单独构成犯罪。如刑法可规定潜逃罪或逃保罪、藐视法庭罪，与原来的罪实行数罪并罚。只有这样才会使遵守取保候审制度具有法律意义。若脱保者只就原被指控犯罪承担法律责任，不额外承担有威慑性的法律后果，取保候审制度就很难发挥约束力。此外，我国目前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上已经取得世界顶尖地位，完全可能通过电子信息技术，确保被取保候审人员难以脱保。

　　四、加大社会保证机制

　　建议改变现有财保、人保分离的担保机制，建立财保、人保相联系的担保机制。嫌疑人可以足额交纳保证金，也可以在交纳一定比例保证金的同时，由保证人担保。保证人既可以是亲朋好友，也可以是保险公司或类似机构。嫌疑人按时出庭，嫌疑人所交纳保证金归保证人所有。如果嫌疑人脱保，保证人要自行向法庭缴纳全额保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