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蔡威（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工党上海市委主委，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如何由制度框架充实可考核的内涵指标，让百姓更有获得感，这是我特别关注的。

　　以医改的“重中之重”和“难上加难”的分级诊疗改革相关配套政策设计为例，成功推进分级诊疗有三个关键因素，也是检验标准：一是要确保患者“愿意去”，这是推进分级诊疗的基本条件；二是要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得住”，这是实施分级诊疗的重要基础；三是要确保大医院“愿意放”，这是分级诊疗成功的关键和突破口。

　　比如，家庭医生制度的推广带来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的增强，使患者对基层医疗机构有了认同感。再比如，随着药品全面取消加成、医疗服务收费价格全面调整，公立医院的经济运行结构发生着深刻调整。更重要的是，公立医院的绩效考核导向正在发生根本转变，更加突出核心技术能力，提升内涵发展，使得“大医院愿意放”具备了基础。固化各地医改经验，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把健康“守门人”制度建立起来，是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需求的治本之策。

　　我认为，应依托大数据分析，将以病种组合指数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作为三甲综合性医院服务能力考核的主要标准，与各类资源投入（财政投入、医保总额、绩效额度、重要人事安排等）挂钩，引导其把普通病源留给基层，通过合作让基层把真正的疑难重症进行上转，并更好推动“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落实与有序执行，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有效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诊疗水平。这样，《“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才能真正落到实处，百姓才会更有获得感。

　　全国政协委员张恩迪（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上海市委主委）：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作为十九大开局之年召开的全国两会，我关注的热点包括：

　　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目前全国有3000万人尚未脱贫，距离2020年还有不到两年时间，且今年的脱贫任务为1000万人以上，任务非常艰巨。这需要我们采取更为直接有效的方法加以应对。要在做好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由注重减贫进度向更加注重脱贫质量转变，由注重完成脱贫目标向更加注重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转变。

　　进一步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切中当前经济发展的要害，需要对过往的好经验加以总结、好做法加以完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主导作用，从而把这条路走通走顺，使之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最终使经济社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仅靠一股干劲在短期内达成让山清水秀天蓝、生态宜人的目标基本是不现实的。涵养水土、培育植被、恢复和扩大动植物种群特别是珍稀动植物种群，是慢工出细活的基础性工作，需要持之以恒。要进一步提高全民重视程度，克服粗放管理的思维与模式，鼓励制定精细化的计划并加以执行。

　　科技创新。中央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从近几年来全国科技大会的规格之高和对获奖项目、获奖者的宣传力度之大上可见一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研技术人员是研发并运用科学技术的关键所在，一定要维护好这支队伍，特别是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要尊重科研自身规律，要在设备上舍得投入，也要在维护队伍方面舍得投入，在职称评定、工资待遇等方面予以一定的政策倾斜。此外，还要从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着手，鼓励更多的民营科研机构主动参与到基础理论研究中。建议以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为契机，以单一主题集中展示40年来取得的优秀科技创新成果。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地区）的落实一靠经济影响力，这有国家的强大作为后盾，另一个靠文化的魅力，要让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都能为当地人民理解甚至接纳，两者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因此，要在联络当地侨界感情上多下功夫，让当地侨界成为联通“一带一路”发源地与沿线国家（地区）的联系人。这方面，具有“侨”“海”特色的致公党是大有可为的。

　　全国政协委员赵雯（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市委主委）：

　　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间的自然地理差异显著，历史进程、社会发展也有所参差。编绘历史地图集，用“左图右史”表现历史发展的空间过程，反映自然地理变迁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独特方法和悠久传统。

　　中国历来都有盛世编史的传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创始人谭其骧院士倾三十年之力，详细考证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迁、政区沿革和地名演替，主编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为编纂历史地图集建立规范，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疆域主权的争取作出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人文社科成果之一。

　　近年来编制综合历史地图集蔚然成风，如北京大学侯仁之院士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主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陕西师大史念海教授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等省市历史地图，以及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主编的《洞庭湖历史变迁地图集》纷纷面世。

　　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近年来，以城市群为主体的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发展，取得跨越式的进步。以省市地域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地图集，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

　　区域，作为打破省级行政区划壁垒，“坚持一体化发展，统筹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原则，形成以区域内省际全面合作、优势互补、优化布局、协调发展为纽带的，超越省际领域的、但没有统一行政管理机构的、跨省际的新区域概念。

　　显而易见，以跨省际的区域为研究对象，编纂历史地图集，反映区域内的政区沿革、地名演替以及地理环境变迁的基本状况，反映社会、经济、人文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区域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重要学术课题。

　　自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长江三角洲地区增强了省际高层领导协商合作机制，建立并逐步完善一体化发展机制，不断发展，不断扩大，逐步形成包括江浙沪皖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

　　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全国发展基础最好、体制环境最优、整体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在我国经济建设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率先编纂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地图集，客观真实地反映长三角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理变迁，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重要的实用价值，也有利于推动以区域为单位编纂历史地图集的学术研究。

　　全国政协委员李碧影（台盟上海市委主委）：

　　在当前紧锣密鼓、争分夺秒的扶贫脱贫攻坚战中，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成为“硬骨头”，实际推进中往往存在诸多困难，其中涉及民族地区文化差异和文化保护的问题，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首先，文化理念的差异会影响扶贫工作沟通推进的效率，扶贫工作意图在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状态，而被帮扶的少数民族群众对于改变原有生活方式往往存在疑虑，例如在搬迁改造过程中，群众容易因脱离原有生活、生产方式而发生抵触，甚至与基层扶贫工作者产生矛盾。

　　其次，少数民族群众在被帮扶过程中容易产生文化迷失的自卑心态。精准扶贫工作对于受众者，会带来一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群众在接受大众文明的科学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必然经历文化差异与冲击带来的心理考验，如果扶贫过程处理不当，容易使得民族地区群众陷入文化自卑感带来的诸多负面与消极影响。

　　再次，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在扶贫开发中面临严峻考验。民族文化诞生和发展在特定的民族居住地、生活生产方式之中，少数民族群众在实现脱贫、接受现代大众文明时，与其原有居住地点、生活方式不断疏远，一些少数民族年轻及壮年人群不断融入大城市工作生活，加速原有村落空巢化，民族特有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遭遇危机。

　　文化不分高低贵贱，只有在一定时期是否成为大众主流、是否蓬勃传播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的核心，而对少数民族文化和一些地域特色文化要给予应有的尊重和科学对待。同时，推动各民族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尤其是帮助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重树文化自信，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顺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扶贫理论中关于“激发内生动力”的要求。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应研究识别民族文化差异，化隔阂为桥梁，携手贫困少数民族群众自发、自愿、自强的改善生活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吉宏忠（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上海城隍庙住持）：

　　服务社会、利益人群是我国各宗教共同的传统。积极发展宗教慈善公益事业既是宗教自身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积极参与和开展各种公益慈善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但是，与社会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相比，宗教界参与和开展的公益慈善活动的优势和潜力有待进一步调动和发挥，亟须整体规划，协调发展，规范管理。

　　包括加大对宗教公益慈善资源的不断整合，形成创新公益服务新平台，提升宗教公益慈善专业能力，扩展社会服务的方式方法，推动与社会组织的资源整合，加强跨宗教、跨地区、多层次的有效联动，切实推动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创新发展。

　　加大对宗教公益慈善的研究、引导、协调和管理。既然公益慈善已经成为宗教主业之一，理应成为纳入各级宗教管理部门管理和服务的重要内容。建议成立专门部门，配置必要的人力物力，完善宗教公益慈善活动监管，推动宗教公益慈善组织内部治理，积极引导宗教“依法行善、依法治善、依法促善”。

　　建议政府管理部门牵头调研，形成共识，建立行业规范，推动行业自律。可以在总结全国宗教公益慈善周、部分省市宗教公益慈善联合会、联席会议的基础上，征求各团体、各部门意见，进行功能完善和推广。

　　此外，也可由政府管理部门牵头，协调各宗教团体的公益慈善部门，搭建各教内部的慈善公益交流平台，相互取长补短，发挥协同效应；开展多种形式的宗教公益组织培育孵化、公益慈善项目和志愿服务活动，建立跨宗教、跨地区、多层次的公益慈善资源整合模式，为各宗教、社会公益慈善组织提供高效的慈善资源供需对接服务；开展宗教公益慈善共性问题的研究和探索，重点加强宗教慈善信托、公益项目开发、公益品牌打造、慈善项目市场化运作、慈善组织内部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交流与合作；形成统一的项目发布、公示、审核机制，推动宗教公益慈善组织与社会公益组织的资源对接。

　　全国政协委员胡卫（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上海中华职教社专职副主任）：

　　面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国家吹响了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扶贫攻坚的集结号。调查显示，在各种致贫原因中，除了因病、因伤、因残致贫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失学致贫。“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当前扶贫的重点是要把连片特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切断贫困代际传播的根源。

　　在河南、四川调研时发现，随着城乡一体化推进，农村面貌有了新变化，但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一些贫困地区农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在农村；部分地方农村“黄赌毒”盛行，社会风气和基层治理存在问题；与县城学校“超大化”“大班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麻雀学校”和“空巢学校”大量出现，有的学校总人数不足百人，农村学校大规模撤并，一些由政府投资、各界募捐建设而成的学校闲置，变成了养鸡场、养猪场、养鸭场……

　　教育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承载着人民群众的未来和希望。贫困地区农村教育发展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要促进其均衡健康发展，依靠单一的举措难以奏效，必须多管齐下，以系统思维整体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蒋颖（德勤中国副首席执行官）：

　　党的十九大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牢牢紧扣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上，让我们对未来充满热切的期望。解决人民对于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新时期的慈善公益事业指明了前行的目标。通过慈善公益行为平衡地区差异、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补充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的全面发展，将成为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长远目标。

　　作为慈善事业制度的关键一环，税收的价值引导和杠杆激励作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2016年慈善法出台并实施以及民法总则确立“非营利法人”的法律地位之后，伴随慈善信托、慈善服务等新慈善形态和战略慈善等新理念的普及，有必要在新的慈善公益事业法律框架和时代背景下对现行的慈善税收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检视，深化慈善税制改革，如此才能有效激发社会正能量，为促进我国社会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解决，实现美好民生愿景发挥慈善事业的应有作用。

　　我认为应加大对新时期慈善事业税制需求的调研力度，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优化现行慈善税收制度，提升慈善优惠力度，强化慈善税收政策宣传和纳税服务工作，构建并完善顺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社会需求的慈善税制体系。

　　具体包括：在新的法律框架下对现有相关税收政策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拟定相应的优化措施，例如可以考虑统一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捐赠扣除计算办法，对公益性社会团体的免税资格认定和慈善捐赠扣除资格认定予以归并，探讨实施进一步加大鼓励慈善优惠力度的若干措施（例如扩大非营利组织免税收入范围、提高扣除限额比例、放宽扣除条件等）的可行性。

　　结合“放管服”改革，研究、制定有关慈善税收政策的配套征管细则，确保各项管理、服务、监督和处罚措施到位；响应慈善法有关慈善信息公开的规定，加强跨部门慈善信息共享机制，合作建立面向社会公众的公益社团数据库，促进慈善税收政策的普及宣传工作。

　　以个人所得税综合税制改革为契机，依托“金税三期”技术手段，研究和尝试建立基于个人申报实现捐赠支出税前扣除的管理制度，调动个人的捐赠积极性，为建立更广泛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管理体系打下基础。

　　针对非货币捐赠、公益信托等慈善新模式，建议财税部门加强相关方面的制度研究，借鉴国外有关的财税制度，对我国现行的政策提出修改和调整建议（例如可以考虑在特定情形下对房屋等非货币捐赠豁免视同于销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