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屠海鸣（市侨联副主席，香港豪都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豪都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根据《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粤港澳的一个合作重点领域是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要求完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建设绿色低碳湾区。为促进粤港两地共建绿色低碳湾区，提升香港宜居水平，我建议由中央相关部委牵头成立湾区环保领导小组，协调统筹粤港低碳工作，以治理蓝图全面提升包括香港在内的湾区低碳水平。

　　粤港澳因文化、发展速度及制度的差异，低碳湾区建设需要高层次协调治理。国外湾区跨区域治理的案例表明，湾区专责的跨区域协调机制是实现环保协同治理的关键。以旧金山湾区为例，该湾区设立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作为整个湾区的一个综合区域规划机构和政府委员会，下设包括旧金山湾区保护与发展委员会等20多个机构。

　　目前，粤港两地政府合组的“粤港持续发展与环保合作小组”，多年致力合作解决两地环境问题，尤其是影响区域性空气污染的问题。然而，粤港合作的具体政策需要国家有关部门授权批准，从地方政府层面推进的合作空间有限。特别是粤港在湾区低碳合作事务上的政策和实务工作越趋复杂和频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中央层面统筹合作事项，加大力度推进湾区低碳建设进程。

　　国家一系列顶层绿色设计密锣紧鼓出台，多项环保标准、科技甚至比香港走得更前，值得香港借鉴。例如，2013年，《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2013-2020）》成为广东治水战略规划；2015年，新修订的《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被称广东“史上最严”。国家决定2020年底前所有公共交通都要使用电动车等。

　　建议中央相关部委推动粤港政府按照粤港澳大湾区条件建立具有湾区特色的“湾区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大湾区整体布局协调包括香港在内涉及垃圾处理、能源使用、水域控制等相关环保指标和系统技术，特别是要落实和深化空气质素改善措施，确保粤港绿色政策连贯一致，有利于香港在绿色建设上加快与大湾区整体看齐。

　　科技和创新有力提升节能环保产业，大湾区内特别是深圳作为全国创科重镇，在这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今后5至10年是全球产业变革的关键时间节点，以新一代资讯、生物科技、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绿色发展格局将逐渐形成，环保产业未来发展空间将更广阔。

　　建议在大湾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产业体系，结合香港的营商便利环境，推动湾区绿色产业发展，包括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壮大基于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的现代低碳产业等。粤港政府可以采取多元措施，向香港移植内地先进环保产业概念和技术，拉动香港环保产业发展，再回馈到整个绿色湾区，既满足低碳湾区的环保需要，又提升香港宜居水平。

　　建设低碳湾区需要大量资金，落实如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的高端环保项目和研究。中国人民银行在2015年预估，中国在“十三五”规划期间，须投资逾1.5万亿美元在绿色项目上，而政府只可能提供当中约15%左右的资金。这显示，市场需要绿色金融进行更多融资活动，筹集资金。

　　建议中央层面的环保和金融部门联手，借助香港的全球投资集资优势，出台绿色金融配套扶持政策，包括推出绿色信贷、债券、股票等形式的大湾区概念环保融资渠道，联动绿色企业参与低碳湾区建设，调动湾区资源投入香港的绿色事业，以资金加强香港推动宜居城市的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谈剑锋（上海众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

　　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主体，而民营企业更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在“一带一路”企业影响力前10名榜单中，民营IT企业占据三席；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网络设备商，以小米、OPPO、vivo为代表的智能手机厂商等，构建了一个颇具市场竞争力的完整生态系统，已具备初步的技术与服务输出能力。但这些IT企业大步“走出去”的同时，也存在相关问题。

　　我认为，亟待推出配套政策措施，提升企业“走出去”政策环境。如完善境外投资、税收等相关政策体系，加快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按照国际规则并购、合资、参股国外企业和研发机构，提高海外知识产权运营能力；适度放松管制，提升对国际人才、资本、技术及专业机构等高质量创新要素的开放性；简化企业建立海外研发机构、开办企业、收购技术等投资的核准程序；提供法律援助，诉诸法律渠道解决敏感复杂的跨国问题等。

　　要鼓励企业创新建设，打造包容多元的国际企业。包括提高本地化意识，学习及掌握当地的法律制度和风俗文化；重视企业海外形象建设，敢于和善于同所在国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借助当地媒体、专家、公众宣传企业形象；适当增设海外联络处，重视线下宣传推广活动，通过优化产品和服务扩大“中国智造”的影响力。

　　更要重视沿线项目落地，推动中国标准的国际输出。标准在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标准水平的高低，往往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质量水平的高低。民营IT企业应积极推进关键领域的标准研制，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目前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重要的合作机遇，一方面，民营IT企业可给予网络欠发达国家基本的技术支持与帮助，围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犯罪、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等核心议题开展项目合作，助推中国自主创新标准的实施与落地；另一方面，民营IT企业可在网信办、科技部、工信部等国家部门的推动之下，开展同国际组织、沿线发达国家在网络新兴技术方面的合作，推动中国标准的国际输出，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此外，可依托中国—东盟信息港、中国—阿拉伯国家网上丝绸之路等先导性试验区建设，引导国内智库机构和信息机构开展有关“一带一路”国家信息化发展的信息采集、研究和数据库建设，鼓励相关咨询行业发展和咨询服务能力提升，帮助国内企业及时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IT产业发展态势、机遇及相关政策。

　　目前，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已经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中应用。可引入国家资本作为项目参与方，夯实合作的基础，分散与转移项目的投资风险。也可通过与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等区域性机构合作，获取信贷融资服务，加快发展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周桐宇（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威达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全社会如何关注一个特殊群体——自闭症儿童的提案，最近读到一篇《自闭症儿童上海求学样本》的新闻报道，我觉得上海闵行区平阳小学关爱自闭症儿童的做法值得尊崇和推广，我认为这是全社会关爱自闭症儿童的一缕曙光。

　　上海有一户儿童的母亲，想给自己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寻找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因担心没有学校愿意接收，在操场上号啕大哭，平阳小学校长得知情况后破例收下了这个孩子，并让经验丰富、富有耐心的教师做孩子的班主任，让妈妈全程陪读，为孩子制作专门的成长评价体系等，4年半过去，孩子表现出惊人的进步，能力达到小学三年级普通孩子的水平，让妈妈和跟踪研究自闭症孩子上学的教育机构人员惊叹。

　　自闭症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类孩子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普遍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社交与沟通上有着严重障碍，大多只能不读书或到特殊学校就读，或将从此与正常社会“脱节”。2017年4月发布的《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Ⅱ》提及，中国目前约有200万自闭症儿童，自闭症群体超过1000万人次，且这个群体的数量每年都在增长，增长比例在10%至17%之间，而其中98.7%的人几乎没有得到有效的康复训练。

　　据我了解，目前这个特殊群体的儿童一般只能到特殊的学校，在那里接受特殊的专业教育。此外，民间有专门针对自闭症的日托班，每月费用高达数千元甚至上万元。试想如果这些孩子一直不在正常社交环境里生活，孩子会愈加难以适应和融入社会。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认为，建立特殊教育学校，给残疾儿童“特殊”教育，这是一种保障特殊教育的十分直接的做法。但这种教育方式也有其弊端，包括把残疾孩子放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成长，不利于他们融入社会，更会影响他们健全人格的形成。

　　我觉得上海闵行区平阳小学勇气可嘉，他们的大胆尝试和做法，无疑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可以复制和推广。

　　全国政协委员陈红专（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学生性观念日益开放，但相应的艾滋病预防意识并未提高。

　　这一方面是因为高校学生从高中阶段跨入大学阶段，从心理上有对自我行为放松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其年龄正处青春期，对性的需求比较旺盛；最后由于其住宿情况一般从依附于家庭的状态转为在外与同龄人居住，与家庭相对割裂，缺乏家长监管。这些都为其性观念开放提供条件，但是其所处年龄较小，社会经验不足，对高危性行为的潜在后果认识不足。

　　高危性行为的发生将增大艾滋病风险，需要在高校学生尤其是MSM中开展宣传，使其知晓高危性行为风险及防范措施。建议各高校开设艾滋病预防的健康教育课程，可设定为选修课或指定选修课，一方面加大对艾滋病有关政策等方面的健康宣教，减少对感染者和MSM人群的歧视。另一方面向高校MSM人群提供具体艾滋病检测、防控等信息。该课程授课老师建议由高校教师、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或者从事艾滋病防控的非政府组织成员担任。

　　HIV检测是进行HIV防控的重要措施之一，设立高校对应HIV检测点，扩大HIV检测覆盖面，促进形成定期检测的行为习惯，将有效遏制高校快速上升的艾滋病疫情。建议进一步支持高校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非政府组织设立覆盖面更广泛的HIV检测点，引导大学生开展HIV自愿检测，监测点设立在高校外，能够保护高校学生隐私，提高高校学生检测意愿，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疾控、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检测服务。

　　在促进高校学生HIV防控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同伴教育的作用，来影响更多的高校MSM学生接受HIV防控干预，如参加HIV检测。在高校建立促进HIV防控的学生社团，社团成员由高校HIV防控组织者、非政府组织成员、社会青年志愿者，以及在高校学生中所招募的同伴教育者组成。社团可以组织相应同伴教育活动，传播HIV防控的信息，如交流接受HIV检测的过程、经历、体验等，让更多的学生包括MSM知晓同伴正在进行HIV防控并采取安全行为，以达到示范效果。

　　必须看到，各种类型的交友软件成为高校MSM学生交友的重要平台。希望政府加强对于该类交友软件的监管，要求此类交友软件必须定期推送艾滋病防控宣传资料，宣传HIV检测的意义及价值，传递HIV检测服务信息，及时引导有检测需求的MSM学生参加HIV检测。

　　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刻不容缓，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学校等多方应密切配合，从性教育、消除歧视、加强艾滋病相关国家政策宣传教育、HIV检测常态化等多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来控制日益增长的高校学生艾滋病疫情。

　　全国政协委员戴立益（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开放教育学院院长、基础教育集团主任）：

　　今天是终身教育的时代。所谓终身教育，是指个体一生所受各级各类教育的总和，其中不仅仅包含学校教育，如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也包含学校以外人们在家庭、工作场所和整个社会所接受的各种教育活动——后者统称为社会教育。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转型变革年代，一个人是否能很好地立足于社会并获得持续发展，不仅仅取决于良好的学校教育，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教育。而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很多研究表明，家庭教育的优劣，对孩子一生的成长影响深远。而家风的好坏，影响着个体成长，也影响着家庭和睦及社会风气清正。

　　为此，无论对个体、家庭还是社会，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家庭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整合全社会资源发展家庭教育。为此，教育学和社会学是家庭教育两大最重要的基础学科。建议在教育学、社会学基础较好的若干师范大学或综合性大学试点设立家庭教育相关专业，开展家庭教育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探索发现家庭教育的基本规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培养一大批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专业化的家庭教育指导人员，使他们能够科学把握家庭教育核心内容，创新家庭教育人才培养和指导服务模式，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专业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家庭是社区的细胞，地方政府在整合全社会资源，建立和完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建议通过颁发地方立法、投入专项资金、建立家庭教育发展协作机制等多种方式，为家庭教育发展提供多重保障。切实发挥地方政府在引导和推进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建立社区内家、校、社联动的立体化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发挥各类学校、社区教育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开展家庭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做实家庭教育的公益性、公共性，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家庭教育基本需要。

　　家庭教育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关心和投入的事业。从政府角度来看，文明办、妇联、教育和文化部门等对家庭教育负有主要责任，地方文明办要形成有效的跨部门统筹协调、顶层规划机制，打破部门分工藩篱，协力推进家庭教育，探索形成全新的家庭教育治理体系，以提高政府资源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破解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和管理各自为政的难题。建议研制出台政府购买专业家庭教育服务的具体办法，吸引和鼓励有条件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民间力量等全社会优质家庭教育资源提供有品质的家庭教育服务，合力推进我国家庭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体现家庭教育的社会性，满足家庭教育多样化、个性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