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60周年，值此之际，回顾该口号发布的过程，我有三点体会。

　　第一，我国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产物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建立怎样的国家?怎样的政府?怎样的政党制度?这些问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1946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面对的也是这些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迫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压力，国民党签署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协议。但不足1个月后，国民党就撕毁协议，试图通过战争，建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们一方面出兵进攻解放区，一方面胁迫各进步民主党派就范，以“非法团体”名义强令民主同盟等民主团体解散。是年10月国民党更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国民党的这些反动行径，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民主党派的坚决抵制。在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在政治斗争中，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人士一起揭露国民党的丑恶嘴脸。

　　1948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战争形势已经表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已陷入穷途末路。五一前夕，应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之请，驻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领导责成有关部门按照逢重大节日发布宣传口号的惯例，草拟了“五一宣传口号”，呈毛主席(当时住在离西柏坡70-80里路的城南庄)审定。毛主席在审定时将原口号中的第五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今天纪念的“五一口号”主要指的就是这一条。这一条口号为未来的新中国确定了政协——人大——政府的政权框架。周恩来同志4月30日在解释这一条时还指出，这里所说的政协是新政协，而不是旧政协，新政协是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种进步政治势力的协商会议，不包括国民党等反动势力，并说该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而是行动口号。这一条口号是在中共历次宣传口号中从未出现过的，一经发布，举国关注，更让远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知名民主人士欢欣鼓舞，他们一反隔周举行一天座谈会的常规，在5月1至2日连续开会，热烈议论，并于不久后代表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响应。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初召开。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商国是的政治协商制度从此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凡是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后来大都参与了政治协商，后来成为中国的参政党。这一过程充分表明，我国的多党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所决定的，对这一制度的形成，采取任何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

　　第二，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制中的领导地位是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

　　“五一口号”发布前后的历史表明，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有力量抵制以致终结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且只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从战略防御走向战略进攻前提下，中国才具备重提建立民主新政权的条件。因此当时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人民已经形成共识，即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这一伟大目标的基本保证，从事这一伟大事业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说，中共的“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这昭示着共产党作为“呼者”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必然占领导地位。在前述5月1至2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共产党员潘汉年以朋友身份出席，并向与会各位转达共产党或毛泽东先生的建议，大家即围绕建议进行讨论;5月2日，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市委邀请各民主党派及其主要负责人参加研讨政协事宜的会议，而会议地点是在解放区，凡此种种，皆说明在为中国未来进行的政治设计中，中国共产党居于主导地位。而这一点也是得到各民主党派充分认同的。民进中央领导人马叙伦曾明确表示“我们的想法老蒋不听。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掌舵”。在民盟内部，针对某些人提出的民盟应在国共之间不偏不倚，走第三条道路的主张，领导人罗隆基说:“民盟被国民党迫害到这种程度，只有(与共产党建立民主统一战线)这条路，没有第二条道路。”

　　1949年初，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人发表声明:“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至迅速成功，独立、自主、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月22日，民进发表《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宣布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1月27日，民革发表声明，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以上事实说明，当时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或社会贤达已经充分认识到，他们只有通过和共产党密切合作才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说，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建立伊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而这一点同时也是民主党派自觉的、郑重的选择。

　　第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是肝胆相照的历史

　　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声言不惜一切代价勘平“共匪”。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民盟，被国民党以“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为由勒令解散。由此，追求民主的各种政治力量都看清了蒋介石政权的反民主嘴脸，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8年1月民革成立;同期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恢复民盟领导机构。这样中国政坛就形成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联合对敌的局面，这一局面决定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

　　共产党不仅在反蒋斗争中高度重视与民主党派的团结，而且给予民主人士充分的尊重。毛主席在致李济深、沈钧儒两位老先生的信中一反在解放区演讲中惯用的通俗语言，专门采用半文半白的文体，并在年长的友党领导人面前以弟自谦。周恩来在给上海和香港区委发指示时特别指出，与民主党派头面人物沟通，不能像党内同志一样，把人家叫来开会，而是要一家一家地登门造访。民主党派领导人对共产党的主张也每每明确其支持态度。民进领导人王绍鏊在阐述新政协性质时就呼应周恩来的意见:“我们现在召开的政协不是过去那个旧政协，新政协不准反动分子参加!”

　　“五一口号”所奠定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关系，是一种建立在目标高度一致基础上的、团结合作的政党关系。

　　总之，“五一口号”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笔珍贵遗产，这一遗产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首先，当今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建设依然要走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道路。当前，无论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民主化都形成一股潮流。我国当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以推进民主为核心内容。但民主建制必须符合国情，必须以历史传统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历史已经证明，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是在我国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我们推进民主应该是在这一制度平台之上，不断完善民主制。任何随意性的“另起炉灶”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不科学的。第二，在当今多党合作中，仍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表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三大革命才可能取得成功，各民主党派只有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之下，在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历程中，才可能实现富民兴邦的伟大理想。我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追赶型发展模式，国际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发展模式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具有高度社会整合能力的，能够维持安定团结局面的政党来领导，历史和现实共同证明，在当代中国只有共产党具有这样的能力。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依然需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在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基础如此单薄，资源如此短缺的中国进行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这一事业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的同时，也遇到空前复杂、在历史上没有现成破解经验的难题，解决这些难题有赖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民主党派的整体智力优势是不可或缺的智慧资源。因此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在今天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即共同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对民主党派来说，就是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切实搞好政治交接，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与执政党一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