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事迹：

　　──题记：张志公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他沟通了语言学的各个门类，沟通了汉语界和外语界，沟通了高等教育的语言文字教学和基础教育的语言教学，沟通了各个学派，还沟通了老中青三代人。

　　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人文学界，张志公是一位有着独特地位的学者。他是继叶圣陶之后，再次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赢得巨大社会声誉的语言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一)“迂回包抄”的求学之路

　　河北南皮县名人辈出。19世纪下半叶出了一个“张南皮”—张之洞，曾官居湖广总督，与曾国藩、李鸿章同为晚清名臣、封疆重吏。20世纪下半叶另一个“张南皮”也是享誉神州的大学者，即张志公。

　　张志公祖籍南皮，1918年生于北京，父亲是从事工程测绘的政府职员。少年时随父亲工作调动屡屡迁徙，先后生活和就读于沈阳、南皮、天津、开封等地。与同时代很多传统学者相比，张志公并非出身书香世家，从小也没有受过“不近人情”的传统蒙学训练，而是比较系统正规的新式学校教育。这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一个人眼界开阔，见识清通，文理艺术各科全面发展。当然，就他个人的旨趣来说，一直偏好英文和文史一类。

　　高中，张志公考入了河南名校──开封高级中学。用他的话说，“开高”名师荟萃，“有一窝子北大优秀毕业生，地地道道的蔡元培派”，他们在治校、教学中奉行蔡元培主张，提倡学术民主，兼收并蓄，全面发展。这种校风一直让他津津乐道。步入青春的张志公逐渐展露了多方面的爱好和才情。他喜欢体育，是篮球、排球和网球的高手；喜欢戏剧，高中至大学期间一直组织和参与话剧社；演讲比赛获过全省第一，精彩词句和段落屡屡赢得全场掌声。在学习上，文理皆优，但高二分科时，他选择了理科。

　　“想法是：大学我将学文科（很可能学外语，也喜欢文史哲），在中学时代先把理科基础打好些，否则，到了大学再不接触理科，只凭初中那点常识，太少了，就会成为只知文不知理的瘸腿子人了。那可不好。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赞成高考的一种办法（分科）。”

　　这一段话还是很让人感触的。从十六七岁起，张志公就基本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且冷静自觉的完善知识结构(打下理科基础)。回想我们大多数人的青年时代，学文学理基本上是随大流，或者赌一门，岂有这份周全心思。张志公高中毕业，先后参加了三个大学的自主招生，北京大学、唐山交大，最终被录取到中央大学化工系（后又先后转至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外语系，直到1945年27岁时才获得大学文凭。）回顾张志公的求学和研究道路，他有意识地迂回了一个大圈子，初选理工、再入外语（主修英语、法语，自学俄语和日语，毕业后又从事多年外语教学），最后才回到他早已看好的学术阵地──汉语语言学。这看似多余的一些路，对他的研究裨益不尽。早年扎实的理工科基本训练，使他具备了超乎常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这对于注重客观分析、缜密论证的语言语法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而熟练驾驭多种外语，让这个“语言天才”得以随意出入不同的语言环境，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随机触动的无穷灵感。进入80年代，年过花甲的张志公多次踏出国门，依然可以用标准流利的外语与各国学者展开深入交流，这是同辈乃至许多后辈学人不可企及的。

　　张志公的大学时代正值抗战危局，国势飘零，他那张大学文凭也来得极其不易。先是转系，后是被中央大学强制休学，之后三年从军赴云南抗日前线，退职后再度考上金陵大学外语系，两年之后获准毕业。即使在毕业前夕，也险些突生事端。由于校方和他自己的疏忽，还有3个学分的“基础国文”课未修满，按规定要推迟毕业。他不服，向校务会议写了一封申诉信。这封信被所有与会人员传阅，最后一致认为文章写得理直气壮而出言得体，不越份，仅此一项即可抵得3个“基础国文”的学分。替他仗义执言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当时受聘于金陵大学。他说，张志公用英语写成了优秀毕业论文《<文心雕龙>所见的中国文学传统》，而一般非中文系学生即使修满9个学分估计还未必能读懂《文心雕龙》，所以应予免修。张志公这个论文选题曾经难倒金大外语系，找不到一个中西兼通的导师来指导他。后来总算找到了，就是吕叔湘。从那时候起，这对师生就开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交往。

　　一直到1950年赴北京工作前，张志公的学术生涯还没有完全展开。但他的人生阅历已不可谓不多彩。除去大学生活的曲折坎坷，三年从军抗日也是险象环生，“那可是不折不扣的在枪林弹雨之下，混战之中，东冲西撞，拎着脑袋闯过来的。”（张志公自述）毕业之后，他又辗转任教于金陵大学、海南大学、香港华侨大学（后来的香港中文大学），从事外语教学。这些丰富经历对于一个30岁刚出头的青年人来说，影响是终生的。后来很多人回忆张志公，都由衷地钦佩他极擅处理人际关系，处变不惊，人情通达。不少人分析这与他青年时代阅世的丰富相关，我认为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