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最后二十年

　　尽管“三斧子“的收尾略显仓促，但我不得不尽早结束。因为张志公先生一生太精彩，不能让读者们陷进前面这些相对沉重、枯燥的学术问题中，而影响了阅读的节奏。而且有关他的学术活动与观点大家尽可去参考多卷本的《张志公文集》，不用担心我这外行人传歪了嘴。

　　文革十年及其之前的几年，张志公的学术活动和研究工作因为恶劣的政治形势，大多无法正常开展了。这十几年的日日夜夜，对张志公这样一个正处于巅峰年龄的学者来说，浪费得叫人心疼。由此我们也就更好理解，为什么他的最后二十年总是处于一种“拼命三郎”的状态。

　　1977年，张志公即将迈过花甲。二十多年前初入人教社的翩翩才子，今已是两鬓霜染、老态初显。这时候的他，无论是年龄、成就还是声望，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专家”了。这一年，他上了北京香山，作为语法专家主持全国统编语文教科书（文革后首次统编人教版教材）的工作。在起草教学大纲的时候，他对中学语法教学的内容、方法和目的概括为六个字“精要、好懂、有用”，高度凝练，言简意丰。他的人教社同事刘国正先生说，这是张志公颇为自得的“神来之笔”，是对文革前17年语法教学最简要而中肯的总结，也是张志公自己语法教育思想的精髓所在。后来张志公生病住进医院，当他审定即将付印的大纲校样时，发现那六个字居然给删了，原因是教育部主管教材的副部长浦通修说“没有依据”。他郑重地表示：“作为学术问题，我保留意见，并在学术场合还要继续谈、继续写”。副部长知道他是认真的坚持，就又改回了原样。于是这个事情就广泛传开了，有赞叹副部长作风民主的，也有说张志公敢于在“文革”余寒之下维护学术尊严的。一来二去，张志公的那“六字箴言”就被学术界尽人皆知了，尽管作为政府文件颁布的《教学大纲》始终没有署上他的大名。

　　最后的二十年，张志公依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先后担任分管外语（英语、日语、俄语）教材编写的副总编辑、课程教材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务，为文革之后的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作为当时国内有数的几位语法界权威之一和语文教育专家，他还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大量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因为，作为一代学术领袖，他的思想和言行，都影响着整个学界尤其是年轻学者们的信心和方向。

　　1979年春夏之际，张志公完成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南方巡回讲演。本来最初是应安徽大学的邀请去讲学、座谈。但消息传出，引起来联动反应，常州、常熟、苏州、上海、杭州、金华、无锡、扬州直至南京纷纷来人邀请，三个月就这样一路且行且讲，内容大都是围绕语文教育、汉语言研究等范畴。后来有人总结这次巡回讲演，意义并不止于学术思想的传播更在于学术信心的重树。此时“文革”余寒未消，中间虽经拨乱反正，知识分子不免“心有余悸”。一些民主党派虽说名义上恢复活动，但事实上难以组织起来，连一个座谈会很多人都不敢参加。而张志公作为北京来的民主党派著名学者（系民进成员），能够这样到处演讲，并且讲话放得开，不拘束，这些南方的学者们渐渐相信拨乱反正中说的那些话了，也就逐渐放下了思想包袱。在这个特殊时期，张志公以他个人的感召力促进了学术的回归。

　　晚年张志公“拼老命”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风尘仆仆的讲学历程。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似乎总在全国各地进行教学调研，指导教学试验，在大学开设选修课程，赴美国、日本、香港等地讲学和考察，主持并参与国内各种学会的学术活动。他善于演讲，也喜欢通过这种自由的交流形式，向研究同行和教学一线传递有价值的思想火花并获得回应。从50年代初期主编《语文学习》开始，他从来不是一个枯坐书斋和沉醉理论研究的学者，而是强烈关注研究与实践的密切结合。80年代的中国正迸发着如潮的求知热情，张志公的演讲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学术界人士希望从他那里了解教育一线的动态，广大教师则迫切希望他给以理论上的点拨和启迪。为了尽量满足这些需求，张志公时时展现一副“拼命”的架势。某年8月，他结束了四川成都的讲学（之前已经连续多地讲学），紧接着要赴重庆，那里已经有一千多教师集中起来等候他了。但直到临行前也没有买上火车票，有人建议电报通知重庆改期，张志公断然说：“不能让一千多人为我改日期，马上去车站，就是买站票也要站到重庆”。大家只好陪着老人晃了整整一夜，好容易到了重庆。他不用早餐直接到会场开讲，从9点至中午1点半，中间休息15分钟，喝了一杯牛奶。中途无一人退场。

　　著名语言学家王宁概括张志公的一生，集中在两个字：沟通。她认为张志公沟通了语言学的各个门类，沟通了汉语界和外语界，沟通了高等教育的语言文字教学和基础教育的语言教学，沟通了各个学派，还沟通了老中青三代人。在最后的二十年，张志公确实将这种“沟通”做到了极致。因为不到40岁就跻身于知名学者的行列，他在老、中、青几代学者中都具有很强的号召力。80年代，叶圣陶、王力、吕叔湘、朱德熙、周祖谟、陆宗达等语言学前辈多垂垂老矣，新兴一代学人却有待成长，多年动乱造成了学术传承的青黄不接，他们也都需要张志公这样一个“桥梁”来过渡。

　　80年代之后，张志公参与组织和任职的学会、社会团体众多，由他亲自组建并主持工作的就有北京语言学会、中国修辞学会、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等大型团体。这些组织所涉及人员、学科、地域构成都千差万别，头绪繁杂，张志公却总能凭借超强的协调、组织能力和极大的耐心，稳妥推进它们的运转，化种种不利于无形和萌芽之中。有人回忆，在北京语言学会成立前夜，一位学者突然提出不愿担任原定的职务。大会筹备人员被迫对已经装订好的文件进行修改，准备用墨涂掉这位先生的名字。张志公斟酌再三，决定连夜重新打印、重装。他认为，涂改是会留下痕迹的，从反面看还能看出人名，这会让人觉得他张志公与此人有什么过节，不能一开始就让人觉得学会存在着不团结的音符。他处事冷静周全，尽可能地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平衡。因为北京重要的教学和科研单位众多，语言学者也格外集中，他常常开玩笑说：“北京山头多，我是个没有山头的人，各个山头和我之间，相互并无约束，也没有顾忌。但正因如此，我更要注意各个山头的关系，不能冷落或者偏向哪一个。”在他的诚意感召下，名家云集的北京语言学会多年气氛和谐，学术活动异常活跃。

　　作为语言学家，也作为语文基础教育专家，身兼两任的张志公晚年还一直在营建一座沟通这两种身份的“桥梁”。199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汉语辞章学论集》，这是张志公自60年代以来逐步构思、完善起来的学术结晶。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思考，一个中学生怎样才能较快、较有成效地培养起理解与运用语言的能力？为什么大家都感到“语法难学，学了没用”？因为语法学者是把语言的字词、语句肢解分离，探索其内在规律，却抽取了文字蕴含的思想。而人们学习语文却是为了听、说、读、写，为了能阅读大块的文章和书籍，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情感。这两者之间一直是两张皮，缺乏一个过渡性的东西，即张志公所命名的“辞章”，它是语句和思想得以结合的单位。为了让人们充分理解这个想法，在不同的场合他举了很多生动的比喻，就像力学和航空技术之间需要流体力学做桥梁，解剖学和绘画之间需要艺用解剖学做桥梁，甚至小麦做成馒头还需要面粉这个过渡阶段。“汉语辞章学”就是语言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培养听说读写能力之间的桥梁性学科。这门学科突出强调可操作性，对于语文教材编写者、广大语文教师都大有可用之处，也为多年来举步维艰的学校语法教育指出了一个比较明朗的前进方向，是晚年张志公颇为欣慰的一项成就。

　　（四） 先生非酒人

　　人教社同事刘国正在张志公生前曾赠诗曰：

　　“豪饮传天下，先生非酒人。一心为赤子，五卷著雄文。博采兼中外，精研析古今。笑看桃李盛，更酿百年春。”

　　其中“先生非酒人”一句，后来被广为传诵。张志公一生好酒擅饮，这是圈内外皆知的。每次大会小会用餐，把盏言欢最晚离开餐厅的大多是他和三两酒友。叶至善曾撰文《大酒缸》追忆他，两位古稀老翁常常嘬酒聊天忘了时辰，饭店服务员收拾好别的桌子，都远远地“瞄着”他俩。张志公本就善谈，如果趁着几分酒兴，则更是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很多学术上的灵感往往都是在酒桌上闲聊产生的。但他一生勤奋严谨，从不因酒而耽误正事更不沉湎于此。就如刘国正所说，他不是酒人，不过以酒为友，饮酒如谈心，借以遣怀。酒，只是给他的生命添了一点潇洒。

　　先生好酒、好烟、好茶。到了晚年，又添了一件嗜好：糖果。现在的人教社同事回忆起他，依然可以描绘出一幅场景：身材颀长须发俱白的老先生，兜里随时揣着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果，连作报告也不时要摸出一颗放进嘴里，神态悠哉。实话说，“烟酒糖茶”这四样大都不利于老人健康。于是亲友还有学生都劝他放弃这些不良嗜好。但他却倚仗滔滔辩才，大谈自己东方式的养身之道：这四样东西单吃不行，但一块吃却是可以相生相克的，如果陡然戒掉了，反而会打破体内的平衡。劝的人，也大都无奈何地由他去了。想说服他，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因为他实在太能说了。

　　张志公的口才卓绝，可以自如应付各种场合的口头表达，如演讲、报告、即席讲话、辩论、主持会议或者闲谈。几乎有缘见过他开口的人，都会不惜一切溢美之词来形容他的口才。与大多数长于著述而讷于言谈的传统学者不同，张志公十分在乎口头表达对人的感染力。他常常引用西方叔本华的名言：“没有一件事情比把一个普通的道理讲的让很多人不懂更容易；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把一个深刻的道理讲得让很多人都懂更难。”为此，他偏爱简明、实用和通俗的文风和语风。吕叔湘称他善于把学术问题写得通俗易懂，而他更善于打比方来把深奥的道理说明白。比如在全国修辞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学者们对于修辞的研究对象、范围争论较大，很难达成一致。张志公主张不要急于确定对象和范围，如同建公园，不要忙着修围墙，而是对人们认为可能属于公园的亭、台、楼、阁、水榭、小桥、流水、花、草、树、石都展开研究，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明确起来哪些应属于公园，否则围墙修早了，容易把一些亭、阁划在外面，再迁进来，就难了。一个巧妙得体的譬喻，让大家都搁置了争议而注重具体研究，事后多种研究成果也都证明他这番话的前瞻性。

　　张志公常说修辞就是“运用语言的艺术”，而他驾驭语言确实达到了艺术的境界，听其讲话或者上课，都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和丰收。通过“语言表达”这门综合艺术，足以显示他多方面的修养。某次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张志公匆忙间把拟好的讲话稿丢在家里了，却凭着强闻博记和急智发挥做了一场高潮迭起的学术报告。会后，有杂志社去向他索要讲稿，不料老先生手里只捏着一张列有几点备忘的小纸条。他到大学给研究生讲课，每次只带一个小笔记本进课堂，却从不翻开来看。数个小时的课侃侃而谈一气呵成，思路清晰，逻辑严密。他的“通才”特质也在讲话中得到充分发挥。他学兼中西，涉猎广博，不但精通英、法、俄、日等多种外语，还可以惟妙惟肖的模仿多种方言。因此，言谈中方言外语、诗文戏曲、中外掌故、街头巷语，他是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听者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