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张志公是学术界非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良好的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艺术，常常可以化解各种学术纷争甚至一些政治困境。90年代的北京语言学者们都记得一场“硝烟味十足的学术论辩”。1991年夏天，一个民间的学术团体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认可，擅自向台湾语言学界的一些学者发出了邀请函，要举行两岸首次汉字学术研讨会。等到台湾学者们申请入关被拒，矛盾上诉到政府上层时，就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由于两岸彼此隔绝已经40多年了，台湾学者对于简体字和拼音方案知之甚少，大都是持批评意见，此次前来名为学术研讨，实有“讨伐问罪”之势。但是，如果能借此学术研讨之机，让台湾学界人士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沟通和宣传。最后，学术研讨会还是被允许召开，但约定不涉及政治问题，而且要求张志公主持的北京语言学会来共同主办。会议一召开，如众人所料，双方几十位学者就开始唇枪舌战、火药味十足，很多已经不是学术探讨而近乎吵架。每次陷入僵局，73岁高龄的张志公就站出来以半诙谐、半严肃的方式来引导会议的走向。比如，他说“你们推广国语比我们推广普通话的成绩要好得多，这是客观事实，我们必须承认；你们没见过兵马俑，没见过编钟，这也是客观事实，你们也无法更不必否认。如果冷冷静静的客观的说话，想吵也吵不起来。要是我非说我们推普比你们推广国语成绩好，你们非说台湾有更大的兵马俑，那不吵怎么办。咱们都被人家叫做‘学者’‘专家’，可千万别给我们炎黄子孙的‘学者’‘专家’抹黑，让人家说我们开的是吵架会，连贩夫走卒都不如。当然，请海峡彼岸的朋友不要误会，我刚才的话，首先指的是他（指己方的一个吵得最厉害的年轻人）”。会场一阵哄笑，笑过后自然就不好意思吵了。一席话滴水不漏，包含着缜密的逻辑力量，客观的立场，恰当的譬喻，严肃的告诫，轻松的调侃，不由人不服气。几天会议下来，两岸学者们都觉得收获颇多，也奠定了一个继续探讨沟通的学术氛围。但为此殚精竭虑的张志公却大病了一场。

　　张志公一生勤于思考，不断在喜悦和痛苦的交替中，寻求自我否定和超越。比如对于传统语文教育方面的长期探索，几十年中他前后著书四册，分别命名为“初探”“再探”“再认识”，到《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几乎就是一串连绵跋涉的足迹。在对于“汉语辞章学”30年的思考中，他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最初是把它作为一门语言、修辞、逻辑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后来又定义为“研究诗文写作中运用语言的艺术之学”，最后归结为“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语言运用之间的过渡性桥梁性学科”。即使在与癌症相抗争的最后几年，他的心里依然对语言学的发展和中学语文教学中许多问题念念不忘，希望有如过去那样通过自己的思考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但身体健康和精力的与日俱下，他已经难以长期、系统地用脑，自信心也在减弱。他曾询问来探病的同辈语言学者王宁，“你觉得我的脑子还清楚吗？我总想找一些经常想问题的人来一块聊语文教学，就怕自己已经在胡言乱语了。”于是，他常常焦躁不安，但又不停的苦苦思考，带着自己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不断的思考中直至告别这个世界。

　　1997年5月，一代学术领袖张志公逝世。留下了著作等身的丰硕成就，也留下了未及出版的《张氏简明语法》等诸多遗憾。

　　自语独白

　　勉力写完上述这一万多字，细读一遍，方觉得远不能概括先生一生。先生的学术成就有太多未能提及，先生的风度神采也未道出十之二三。非不愿也，力不能也，只能自愧无渊云之墨、严乐之笔。

　　我所依据的资料，大都是来自《张志公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书中撰文怀念先生的，都是与先生生前有过接触的各界人士。洋洋数十篇文字，从不同角度来回顾先生为人、为学、为道，堪称完备。我之所以还想做这篇文章，正是想从一个与先生素昧平生（先生在世，我因浅陋不曾闻名）的后辈角度，来试图对先生做一个全景描绘。以我的浅见，熟悉先生的亲朋故旧固然最有资格回忆，因为他们亲身领略过先生的不凡气韵，但我可能也有自己的优势，因为远离而少主观，因为陌生而少顾忌。

　　先生中西贯通的学问修为，或许在未来的人教社或者更大范围的学界，都难有后继。除了“一代通人”的“通”给我印象深刻之外，我还有一个强烈感觉，先生总在寻求一种“边缘”状态。因为其学问通博、见识清通，他擅长也乐于在不同领域之间寻找立足点。正如他30岁在大学教授外语的同时，开始了初步的语言学研究。他围绕人类语言的发生和初期语言的发展这一课题，广泛涉猎了人类学、考古学、地质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比较解剖学等领域的著述，完成了一篇高水平的论文。那是上世纪40年代，“边缘学科”“多学科”尚未被提及，张志公只是凭他天然的嗅觉和悟性，开启了自己的学问之门。这注定他和所有的语言学者都走着不一样的道路。他可以只做一个出色的语法理论家，但他偏偏要挪出大半个身子，站到理论与应用的结合部上，一生致力于语法知识的普及和实用化。他完全有资本做一个很西化、不断捣腾洋货的学者，因为凭借外语优势汉语学界难有人和他匹敌，但他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钻到旧时科举蒙学的故纸堆里，扒拉出一条条传统语文教育蒙尘多年的“借鉴经验”。

　　他定义的修辞学是边缘学科，他建立的汉语辞章学也是过渡性和桥梁性学科。他似乎从来不甘心居以某个领域的中心、深处，他总要时时来到常人无意驻足的交界点、分水岭，在这里左右顾盼，以他滔滔的辩才为各行其道的人们指点出一片柳暗花明。

　　这应该也是先生“通”的另外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