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革命根据地传播和践行生活教育思想

　　董纯才到达延安不久，就被分配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工作。他到教育厅后，徐特立老厅长对他说：“你安排在边区教育厅工作，我很高兴。你就和我住在一起，一起办公好了。”

　　此后几个月，董纯才和徐特立朝夕相处，在工作的余暇常常谈论当年的苏区教育和陶行知在国民党统治区提出生活教育理论和试验乡村教育的情况。

　　过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严密封锁，所以徐特立等在苏区从事教育工作同志对陶行知的情况知之甚少。这次经过董纯才的介绍，加之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后，陶行知的许多著作也传入延安，这样徐特立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主张和实践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认为：“陶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陶行知“不仅是对摧毁中国传统教育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新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于是徐特立在给其他同志写信时，常常署名“师陶”，表示自己也要向陶行知学习。

　　正是在徐特立这些老革命教育家的支持和鼓励下，董纯才和在和陕甘宁边区工作的生活教育社成员一起，大力推进对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传播和实践。1938年，当原新安小学（这是一所由陶行知创办的小学）教师郭青到达延安后，董纯才高兴的告诉他；“生活教育社社员在延安的很多，大家可以共同努力，为革命做出贡献。”

　　1939年6月，董纯才出任陕甘宁边区师范主持工作的副校长 。这是一所位置在农村的师范学校，其任务是为边区培养农村小学教师。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董纯才到任后立即制定了《师范学校方针及其实施方案》，提出学校应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基本的生活知识，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技能。”其实施原则之一，就是要取得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也就是说，要使学习与实际工作取得联系，使学习与生活取得联系，使学习与生产劳动取得联系。由此不难看出，董纯才这时已经将生活教育的理念融入到了边区师范的教育方针与实施原则之中。

　　他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没有把学生圈在教室里读死书，死读书，而是让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参加社会活动、参加军事训练、进行教育实习、进行文艺宣传、到校外参观农村、工厂和进行实验，做各种群众工作，让学生把学习书本知识和生活实践统一起来。

　　由于董纯才认为学校还是应该让学生学习系统的文化知识，所以他没有像晓庄学校那样完全取消了正规的课堂教学。他在边区师范建立了正规的教学制度，设置了普通科目和教育科目两大类课程。当然，董纯才也认为教学的目的在于应用，应该让学生学会在工作中、生活中应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这就是说：“理性知识的教学是必要的，但感性知识的教学也不可偏废。”在这一点上，董纯才已经突破了原来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局限，有了新的发展。

　　董纯才虽然在边区师范工作了一年多，但他主持这所学校工作时建立的一些制度和办法，以及设置的课程是一直被延续着。后来，这所边区师范学校和其他一些学校合并，于1946年9月更名为行知中学，成了陕甘宁边区学习和践行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榜样。

　　董纯才在革命根据地为传播生活教育思想也作了很多工作。1940年9月，在徐特立、董必武、李维汉等领导同志的支持下，董纯才与二十多位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生活教育社成员一起，成立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董纯才在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的成立大会上，介绍了开展生活教育运动的历史，号召大家结合边区的实际，认真研究和宣传生活教育思想，推动边区教育工作的开展。1942年1月，董纯才又参与了陕甘宁边区新教育学会的创办工作。这个教育社团以徐特立为理事长，董纯才也被选为理事。其任务是研究新的教育理论，帮助地方教育的实施，广泛宣传教育的意义，团结边区内外的教育工作者，建立教育上的统一战线。新教育学会成立后，把研究和传播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也作为一个重点。其成员和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的成员一起，写文章介绍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召开各种会议宣传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编辑出版《行知教育论文选辑》等陶行知的著作，这样就使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了。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内设立了中国教育研究室。研究室主任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维汉兼任。董纯才作为研究员，是这个研究室的重要成员。当时，设立这个研究室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总结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实践经验，培养掌握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和政策的干部。研究室确定由董纯才等同志负责研究陕甘宁边区的教育，由陶行知的另外一位学生张健负责研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还有的同志负责研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以及沦陷区的教育。

　　由于在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的时候李维汉正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所以他对陶行知也是比较熟悉的。这样，在李维汉、董纯才和张健等人的推动下，中国教育研究室就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与边区教育的结合列为研究重点之一。为此曾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在讨论会上，董纯才、张健和李维汉都作了重点发言。李维汉在发言中指出：陶行知在五四运动之后已逐渐走上了新民主义的道路，他在教育上是沿着杜威主义→生活教育→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道路发展的。他的生活教育有三个基本思想：一是主张生活教育，反对与生活脱离的洋化教育和传统教育；二是主张普及教育、大众教育和大众文化，反对教育和文化为少数人独占；三是主张教学做合一，反对为读书而读书。这些思想是进步的，应该肯定的。对于这样的分析和评价，董纯才是完全同意的。

　　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生活教育思想在陕甘宁边区的广泛传播，已经对边区教育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的作者明确指出，在整风运动以后，陕甘宁边区“实行‘人兴财旺’的教育工作方针，教育解决了老百姓的疾病问题、生产问题，于是出现了群众自己起来办教育，使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实际上是陶行知的‘生活和教育统一’思想的发展。”无庸讳言，董纯才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所做的，也就是要把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和陕甘宁边区的实际结合起来，以促进边区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抗战胜利后，董纯才到达新开辟的东北解放区工作。他最初是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后来负责编写中小学教材。当陶行知病逝以后，他就在1947年7月月撰写了《一个人民教育家所走过的道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董纯才指出陶行知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坚强不屈的民族战士和民主战士”。在一二九运动以后，陶行知“就大踏步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跟着毛泽东的旗帜前进。”这个时期，董纯才在实际工作中依然着力传播和践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时时处处把教育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为广大人民群众办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