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建人的为官

　　1888年，周建人生于浙江绍兴。

　　绍兴是江南名城，也是名人之城。从古代的大禹、王羲之、陆游，到近代的秋瑾、蔡元培、周恩来。据统计，历史上绍兴共有文武进士2238名，文武状元27名。民国以后有两院院士53名，包括地理学家竺可桢，数学家陈建功，历史学家范文澜，经济学家马寅初，物理学家钱三强等等，当然，这些名人中，也包括我们要说的周建人，周氏三兄弟。

　　周建人出生时，正值满清末期，周家在绍兴已生根发展了700多年，是绍兴的望族大户，也是官绅世家，在当地颇有影响。

　　历史上，周家官做的最大的人，是周建人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他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后来又到北京当上了内阁中书，大概相当于今日的司局级干部。只是后来一件偶然的事，让他身陷囹圄，差点掉了脑袋，从此，周家一蹶不振，陷入了谷底。

　　事情发生在1894年，此时的周福清按照清廷章程，正居家守丧。当时绍兴府有马、顾、陈、孙、章五姓大家，互为亲友，这几家想在这年的乡试中，为自己的孩子弄个举人名份，考虑到这些孩子学业不佳，他们就动了邪念，商议准备联合起来，行贿主考官，希望走走后门，解决孩子的前程问题。也是该周家出事，那一年，到浙江监考的官员，恰好是周福清的朋友。几家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就相约找到了周福清，请他出面操办此事。开始周福清不同意，一口回绝了，因为他知道这是犯法的事，干不得。但他又抹不开面子，经不住这几个人的软磨硬泡，最后只好答应给主考官写信“通关”，信写好了，他鬼使神差地在照顾的名单后面加上了自己的儿子周伯宜(即周建人的父亲)，也想借此为儿子谋个功名。

　　不料，事情的进展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那样。对于此事，周建人的哥哥周作人曾有记录：

　　“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 跟班 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

　　本来是双方默契的事，没想到送信的家丁不懂事，大喊大叫要收据，监考官此时正和副主考在聊天，信放在桌上故意没有打开，听家丁这么一喊，只好当众拆开信函，结果藏在里面的银票露出来了，导致事情见光败露。这还了得，竟然敢行贿监考官员，于是，周福清被判了“斩监候”，按照今天的法律就是死缓。这下举家震惊，乱成一团。周建人的父亲周伯宜只好变卖家产，设法通关营救，这才使他免于一死。周福清在监狱坐了七年，生生地把一个充满生机的家庭败坏了。

　　周伯宜卖光家产，救出了父亲，但是，他也心力交瘁，很快就去世了。

　　周家的败落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洎至近代，周伯宜的三个儿子陆续登上社会的大舞台，他们靠着天资和努力，渐渐地成为当时的活跃人物，领一时之风骚。周建人的两个哥哥不仅成为新文化的领袖，而且还都曾入仕为官，鲁迅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里当过科长，周作人则在伪政权里做过教育委员会的长官，当然这是不齿的。只有周建人一直在从事编辑、教学工作，离官场远远的，他做的最大的官，就是家乡小学校的校长。

　　然而，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解放后，远离官场的周建人仕途很顺。他开始被高层看重，先后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等职。更于1958开始担任浙江省省长，直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卸任。短暂沉寂后，他又连续担任了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列国家领导人。

　　周建人官运亨通，是偶然也是必然。他的好友柯灵对他职务的变化，曾有过精彩的叙写。他说：“到了枫林日晚，忽然因为积年的革命劳绩，平步青云，被送上权位的高层， 霜叶红于二月花 ， 他无意追求权位，而权位送上门来。境况的变化有若天壤，只有一样丝毫未变，就是他的书生本色。”

　　柯灵认为他本色是书生，如果这个定位准确的话，周建人要从一介书生，过渡到封疆大吏，这是个脱胎换骨的巨变，不啻于重生，因为书生意气和官场厚黑是不相容的。

　　柯灵不幸而言中，周建人的为官之道的确是踉跄蹒跚。

　　1958年，已经70岁的周建人被任命为浙江省省长，直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在浙江主政10年，这在当时，颇引人注目。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像省长这样的封疆大吏，大都是从战火和硝烟中走过来的老革命，虽然周建人也是共产党员，但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他的公开身份还是民主人士。由一个民主人士出任一个大省的正职，他恐怕是唯一。

　　据说周建人几次恳辞不就，说：“我不会做”，但最终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自古圣贤多寂寞，“我不会做”，这可能是周建人的心里话，因为为官有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官场上游刃有余。为官之道，一在律己，二在律人。

　　律己就是要管住自己和家人，为政清廉。这方面周建人堪称表率。他出任省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搬家，把家搬到杭州。按照规定，他并非一定要这么做，完全可以在北京留一套房子。现在，连许多乡镇干部都是“走读”，即工作在甲地，家在乙地，两地行走。但周建人执意要搬，一定要把北京的房子退掉，否则他心不安，好像占了公家的便宜。同时，他还执意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让夫人王蕴如辞职，随他到杭州。其时，王蕴如在高教部工作，不辞职，随丈夫一起到杭州照顾他的起居，也是符合当时政策的。退一万步讲，即使政策不允，稍稍变通，或调转一下夫人的工作也是可行的，完全不必要辞职。但周建人力主辞职。结果，王蕴如从此便失去了公职，成了一个家庭妇女，没有任何待遇，连退休金也没有。

　　1984年周建人去世后，按照规定，国家每月给王蕴如100元的补助，聊补生活之需。这在国家领导人的亲属中恐怕也是特例。

　　女儿周蕖说：“总共拿了六年，直到她去世。”

　　就在周建人当省长的时候，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为了女儿周晔的工作问题，他专门写信给好友柯灵，请他帮忙给周晔在上海找份工作。柯灵说，我无职无权，怎么能有办法解决周晔的工作，你是省长，怎么还要我帮忙？这问题提得太好了，柯灵疑问恐怕也是许多人不解的地方，显然，不是周建人没有能力解决，而是他不愿意，不愿意权为己用，不愿意假公济私或以权谋私，这正是周建人的磊落之处。

　　女儿周蕖回忆说：“文革以后，每年国务院事务管理局都派人来问他，周老，你去哪里休息。他说，我不去，每年他都不去。后来，他跟我们说，我那么老了，也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了，怎么还能去休息呢。”

　　周建人回到家乡当省长，最高兴的莫过于家乡的亲属。一次，他的一个本家亲戚，兴冲冲从家乡赶来找他，见面后，亲戚提出，不回乡下了，要留在杭州，给他当账房先生，理财管账。他说，你一个堂堂的省长，比过去家乡的知县、知府官大多了，俸禄自不会少，各色人等送上来礼钱也不会少，怎么能没有一个账房先生呢。

　　周建人听后，先是一怔，接着哈哈大笑，他说：“我们就两个人，平常就是买点菜，没别的事，我有什么账可管啊，你以为我是国民党的官啊。”

　　好说歹说，总算把亲戚劝回去。其实，做到家乡的父母官，必然会坠入亲友的包围之中，求职的、升迁的、求学的，一个都不会少，一个也不能少，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对于为官者则是个严峻的考验，周建人平素自律甚严，从不搞特权，而且，也特别在意家人和亲友在这方面的举动，你想，他连自己女儿的工作都不肯安排，又怎么能随便开绿灯。这样一来，家乡的许多人就难免碰壁，空手而回。不满和非议也就随之而来，好在周建人心底坦荡，能解释就解释，解释不通也就听之任之，不被这些琐事而搅扰，依旧故我。

　　不过，律己容易律人难！

　　当一个人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时候，他与周边的差距就会变大，就会对一些不良习气难以接受。周建人正是这样的人，他对一些干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意见尤大，特别看不惯一些官员骄奢跋扈，搞特殊化。

　　在浙江当省长时，他旁边住着另外一个干部。杭州的夏天很热，那时候又没有空调，为了降温，这家人就让一个工人站在屋顶上用凉水给他浇屋顶，结果工人不小心掉下来了，摔伤了。周建人知道后，特别生气，连连说：“怎么能这样子，怎么能这样子！”

　　在他看来，人都是平等的，尤其是对劳动者，更不能稍有歧视或不公。

　　在那个特殊年代，省长的主要任务还是要突出政治，这对周建人而言是最难受的。他更关注的是民生，是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疾苦。

　　一次，一个村支部书记横行乡里，胡作非为，奸污妇女多人，却没人来管。后来，他侮辱了一个军人的妻子，被军人告到法院，但是只被关了几天就释放了。此人获释后不但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无奈，那位军人又上告到省法院，结果这个人只被判了三年徒刑。周建人接到群众举报，派人做了调查，情况属实，他自己亲自跑到法院，过问此事，主张从严判处。但法院的人却搪塞他说，这种生活问题判三年也就差不多了。一听这话，平素沉稳的周建人火了，他把帽子朝桌子上一丢，大声喝道：“此事你们不管，我宁可不当省长，也要管到底！”

　　他怎么管呢？打电话给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请他过问这个案子。结果，最高法院院长亲讯旧案，要求地方法院重新调查，这才为受害人伸了冤。

　　这是一桩小事，放在他人身上，也许不会像他这样大动肝火，但周建人做不到，他不能无视百姓的权利受到侵害，恶人继续横行。话说回来，这么一个小小的村长，就让省长周建人窝了一肚子气，其他复杂的人事恐怕更窝火。

　　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句话，所有的共产党人都熟知，不过有些人可能仅仅是熟知而已，并不会践行，更不会力行。偏偏周建人言行一致，谨记在胸，力行不辍。他常说：“ 认真 是我们共产党人办事的作风， 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一样认真。”

　　1960年大饥荒时，浙江临海县的一个女社员饥饿难耐，偷吃了队里几个玉米，被村干部发现后，剥光衣服游街示众。周建人听后大为震惊，这完全出乎他的想象，解放前，他一直致力于解放和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维护人权。而现在这丑陋一幕，竟然会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发生？周建人百思不解，他愤而上书，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要求采取措施，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1978年10月与福山生产队社员毛华生及其夫人合影。

　　省长上书告状，要为一个普通的农妇讨公道，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恐怕也只有周建人这么做！

　　表面上看，好像是周建人不太会操作权力，不会运用权力，这么点小事，犯不上惊天动地，稍微纵横一下，自会搞定。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逢飘尽悲歌气泥絮招来薄幸名

　　十有九八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难成春鸟秋虫自作声

　　清·黄景仁

　　这首《杂感》诗出自清代诗人黄景仁，书生无用便肇始于此，多用于形容书生从军、从商、从政，不得其法，难成大事。

　　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书生为官，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个人的能力大小，而是道德水平的高低。一个人的道德标准越高，自我约束越严，在现实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就越大。从古至今，概莫能外。

　　当省长的周建人没有移步换景，没有按照现实的政治环境和策略办事。他一如既往秉持着自己的道德原则和标准行事，而不是随遇而安。这样一来，他就显得很另类。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和硬道理。他不肯降低自己的标准，也不肯迁就现实，剩下的就是痛苦，难受。所以在省长这个位子上如坐针毡。

　　周建人早年写过一篇有关鲁迅的文章，记叙的是鲁迅在教育部任科长时的一件事。当时，鲁迅的上司拿给他一个公文，要他签批，鲁迅看了一下公文，说不能批准，当面拒绝了。

　　周建人评价说：“这种举动由旧日做官的看来，可以说不照做官的规矩， 要这样做，首先是须具备这一些条件，即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以及不怕因此而来的压迫。这勇气是和站在被压迫的劳动大众方面是分不开的，因此也就理直气壮。”

　　看来，这兄弟俩遇到的是一样的问题！而显然，对官场规则，周建人不是不知，而是不为！

　　他的夫人王蕴如曾说：“他是个好党员，但是，当省长对他是极不愉快的经验，他不能适应政坛错综的棋局。”

　　而地方领导也有言：“原以为请一位有文化素养的知名人士主持本籍省政是适宜的，结果却反而造成乔峰老人（周建人）和党（其实不是和党，而是和某些党的干部）的距离。”另一位则讲得更直接：“他太单纯了。”

　　用“单纯”来形容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学者、一个省长，这反差也太大了。

　　还是柯灵说得好：“权位是对人性最严酷的考验。权位成为不少革命者生命的巅峰，至此就开始走下坡路，或者滑脚飞堕深渊。许多人坐上权力的黄金交椅，就会膨胀成为可怜可笑而又可怕的霸王。许多人在权位的透视镜前面再也掩盖不住自私、贪婪、卑污的灵魂。 人的价值观，如果用真纯和正直做砝码，乔峰老人（周建人）是完美无疵的。但是这种人可以是忠诚的革命者，却不可能成为城府深严的政治家。”

　　周建人曾对家人说：“我不想做官，也不善于当官，最好当一个大学校长，或者是当图书馆馆长。”

　　为了摆脱这种困窘，周建人在任省长期间，曾多次向中央提出，辞职返京，可惜未能如愿。而且，不想做官，却偏偏越做越大，直至当上了国家领导人。

　　1980年，周建人再次向中央提出，辞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1980年9月10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和他一起辞职的还有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和蔡畅。

　　我觉得，不论在任何时代，按照任何的标准，周建人都是个好人，更是个好官。这样的官越多，百姓就越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