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运动的战士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不久，建老就失业了。但他仍然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孤岛时期十分艰难的日子里，他和留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爱国人士一起，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据建老回忆，参加的有孙冶方、冯宾符、江闻道、赵静、陆缀雯、邵景渊、胡学、吕金录、宋家修等同志。学习了《反杜林论》《资本论》。还没有学完，形势紧张起来，被迫停止了。

　　那时建老贫病交困，不仅失业在家，而且肺病缠身。他想到解放区去。陈毅同志知道了，派人送来一千元钱，劝他不要去解放区，那里太艰苦，还是在上海养病为宜。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建老立即与许杰、许广平等人发表“我们对于处置敌日在华商人的意见”，提出严惩战犯、赔偿文物图籍、财产与土地损失等六项要求。12月，发表“论历史行进的方向”、“漫谈一党专政”等文章，呼吁民主，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这一年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意见，建老被介绍到开明书店工作，并先后在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担任编辑。在这期间他在《民主》《周报》《新文化》和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多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他和我们谈起，他特别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给外国人的“内河航行权”，认为这是侵犯我国的主权。他还反对“五家联保法”和“警管制”等法西斯政策。据统计，从1945年至1948年的4年中，他撰写的关于和平民主运动的政治文章，总数在百篇以上。

　　建老与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等知名爱国人士常常相约聚会座谈，分析时事，商讨斗争策略，深切认识到与反动派作斗争中有组织起来的必要，于1945年12月30日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此后建老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

　　1948年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建老一家悄然离开上海，乘船北上到达天津，辗转到达河北平山县李家庄。

　　坚守人民的公仆

　　新中国成立后，建老先后被任命为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1958年被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省长，1964年被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为副委员长。他身居高位，但一直坚守人民公仆的本色，勤奋工作、清正廉洁、不断学习。五六十年代他请西泠印社刻了几枚印章：“学然后知不足”、“兼听则明”、“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等，表明了他的心境。他工作认真，重视科学方法。在任高教部副部长时负责农林卫生方面工作。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址就是他选定的。他认为农业大学既不能离开农村，又不能脱离城市。农业大学学生要实习，不能没有试验田；但要研究科学种田，又必须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实验设备，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世界农业发展的信息，因此不能脱离现代化城市。经过周密调查，选定了北京北郊现在的校址。当然，这里现在已变成城市中心，当时却是离城几十公里的郊区农村。

　　1958年，他到浙江工作，我们见面少了。但他来京开会，都要和我们谈到在浙江的工作。他特别关心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看到许多农民饥饿逃荒，心里非常痛苦。同时他本身是知识分子，所以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结交了许多朋友。他告诉我们，浙江大学的陈建功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他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都以陈建功这样的学生为自豪；他很赞赏女作家陈学昭，说她是很有天赋的作者；他还告诉我们，京剧演员盖叫天别树一帜，他的拿手好戏“武松打虎”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使人百看不厌。

　　他身处高位，却时时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看待自己。他当省长以后，每次来京开会都是坐在普通客车里，和群众在一起。他很少到疗养胜地去休养。他总是对我们讲：“现在国家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还有困难，我不能安心花国家的钱去休养。”在我们的记忆中，三十多年中他只有二次暂短地到休养地住了几天。一次是1957年到北戴河，本来要住两个星期，但因为要访问尼泊尔，住了几天就提前回来了。另一次是六十年代末的一个暑天，因杭州太热，到附近莫干山住了几天。暂时困难时期，他年已古稀，中央为照顾他的身体，劝他到青岛或大连去休养，他都拒绝了。

　　他对群众十分关心。70年代初，他回到北京工作，先住北太平庄4号，后住护国寺23号。23号住所墙上原本有铁丝网，他搬进去以后就让人把它拆除了。他还经常让秘书到邻居家里听取意见。有一次，邻居反映烧暖气的锅炉鼓风机声太大，影响休息。他就立即让人把鼓风机移到里面，靠近自己的卧室。这个消息被北京消声器厂的几位青年知道了，写信给他，要为他装一个消声器。建老知道后很感动，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去感谢他们，并说问题已经解决，消声器已不需要。同时热情洋溢地对青年人寄予希望。他在信中说：“鲁迅几十年前就说过：‘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虽然也有人说这是进化论思想，但我还是相信这句话是正确的。……青年要胜于老人，否则，社会就不会前进。……希望青年们能像达尔文从事科学那样，富有探究真理的精神能力和精神状态，这样，不管各人的能力有大小，总会做出造福于人类的成绩来。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青年前途是光明的，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两封信都被发表在1981年11月30日的《北京晚报》上，在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他喜欢和青年谈天说地。他在建国初期给《中国青年》写过多篇文章，指导青年学习，讲鲁迅的故事。有一次他和我们谈到如何正确处理博与专的问题。他说，博与专是辩证的，有了广博的知识，才能在某一个方面钻下去，达到精专。对某一个学科钻研得精深了，就觉得需要与其他学科相联系，又需要学习更广博的知识。他还讲到外行与内行的辩论关系。1972年的一天，北师大二附中师生请他去座谈，他就说，老师一定要做教育的行家。他说，毛主席曾经说过，总是外行领导内行。那是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懂得，他只能懂一学科、一个行业，因此当领导的不可能样样都懂得。但是完全不懂行，没有知识、没有学术总是干不了事情的。他批评了当时的“读书无用论”，希望老师要成为教育行家，学生要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