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不厌，精益求精

　　建老晚年因眼底出血，几近失明，不能读书。对他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内心是极为痛苦的。他托张维教授到德国买回高倍放大镜，吃力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书，写文章。往往两行字写得重叠起来，我们再帮他辨认。

　　他读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而且独立思考。他曾经想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买来了英文版、德文版，细细对照。视力还好的时候已经开始，因此有一本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上写满密密麻麻的注释。这本手稿，我们送给了民进中央保存。他读其他经典著作中也总要与原文对照起来，有时会发现翻译得不准确。例如他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批判形形色色的“创造体系”时，有这么一句话：“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建老认为，“雨后春笋”翻译不准确，不符合原意。原意是“如菌类一样繁殖起来”。“雨后春笋”是褒意词，欣欣向荣的意思。但恩格斯的原意是这些“创造体系”泛滥于一时，是很快就会消失的。1981年《物种起源》重新印刷时，他给《北京晚报》写了一篇短文，说：“我译的一部分一定会有许多不妥处，希望读者予以指正，并希望以后会有更好的译本。”

　　他喜爱读书，喜爱学术。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许多他用透明纸描绘下来的植物标本，他一定是想再写一本植物学的书。他常常跟我们谈起，希望到大学去工作，最好当个图书馆馆长，能够天天接触到书籍。

　　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他是一位科普作家，写过许多科学小品，有的已选入到小学课本中。科普作品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艺术性、可读性。有时要纠正一些流行的不正确的说法。例如，民间传说，老虎的本领是猫教出来的，但留了一手，没有教它爬树，所以老虎不会爬树。建老根据许多科学资料说明，老虎其实是会爬树的，不过轻易不爬就是了。于是写了《泛谈老虎》一文。

　　科学需要独立思考，不能盲从。例如关于语言和思想的问题，斯大林说过，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思想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建老认为这个判断不科学，他用确凿的事实，说明思想先于语言。在91岁高龄时写了《思想科学初探》，发表在1979年6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学术界认为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到思想先于语言的理论文章，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他反对迷信，多次给我们讲“河伯娶妇”的故事。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大名家叫西门豹，他到一个地方做县令，发现那里巫婆三老作怪，假托“河伯娶妇”，强选民间少女投入河中，以愚弄百姓，榨取钱财。西门豹听了很气愤，想法治他们一下。临到河伯要娶妇那天，他就说，河伯认为选的女子不好，要大巫、三老先去商量一下，于是把大巫、三老投入河中。从而破除了“河伯娶妇”的迷信。他在改革开放以后写了许多小品，宣传科学。如《迷信由来初探》《计划生育与传宗接代人》等。上个世记80年代初，社会上出现一般特异功能风，说什么耳朵识字，意念驱动物体等等。周老特别反感，认为这是伪科学。

　　要破除迷信，就要学科学。他认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要改变，思想要革命，克服落后的、旧的思想观念。这可以说是

　　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讨论和革新。我国传统文化是十分优秀的，但封建统治时间太长，许多封建旧思想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需要革新，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改变思想观念要靠科学。他呼吁人人要学科、爱科学。他生前最后一次给一个小学的题词就是“从小学科学、爱科学”。学科学要靠教育。他在《略谈智慧》一文中写道：“教育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它关系到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的问题，也能不能充分发掘中华民族的智慧问题，关系到今后我国民族的质量问题。”1983年发生了一起重庆市长寿县云台中心校女教师被欧打、侮辱的事件。他知道后十分气愤，立即给《光明日报》写信，要求严肃处理歹徒，呼吁全社会尊重教师的劳动，关注教师的权益和人身不受侵犯。

　　建老是一个从不迷信，彻底的革命家。他把一生奉献给了科学，奉献给了人民。他临终之前嘱咐我们，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遗体送医学院为学生学可解剖学时用，最后骨灰撒到大海中。

　　建老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喜好书法，上世纪60年代视力好的时候，书法两个册页，一册书录了毛主席重要语录，此册现存民进中央；另一册书录了毛泽东诗词，此册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记得他生前写的最后一幅字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写于1983年，发表在1984年4月4日的《人民政协报》上）。

　　建老的精神永垂不朽，他的精神遗产，我们将永远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