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俞子夷(1886——1970)，中国知名教育家。名旨一，字遒秉，祖籍江苏苏州，后迁居浙江。早年肄业上海南洋公学、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成立于1902年11月，是中国教育会为接纳南洋公学俞子夷和沈联、胡炳生等200多名反对当局的压迫，愤然退学的学生而设，1903年春季开学。俞子夷曾参加反清革命运动，从1902年至1905年，曾先后两次跟随蔡元培先生，参与过光复会的部分活动。

　　1952年12月28日，杭州民进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民进杭州市分会第一届理事会，俞子夷等13人为理事。俞子夷任主任理事。俞子夷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浙江省发展的首批成员之一，民进省筹委会和杭州市委会的第一任主委、民进中央委员。

　　个人事迹：

　　民国时期教育家群星璀璨，如在北大任职时宣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蔡元培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了鼓楼幼儿园，为中国幼儿教育事业作出特殊贡献的陈鹤琴先生⋯.众多民国的教育家在不同领域推动着中国教育的民主化和近现代化。教育实践家俞子夷先生也正是其中一员。

　　俞子夷（1886—1970），又名旨一，江苏吴县人，史学上对其评价为“中国近现代自学成才的著名教育家”。本文讲述俞子夷先生亲历的几则故事，回望大师之余，以索启迪。

　　一、求学篇：“墨水瓶”事件

　　16岁那年夏天，父亲重病，俞先生在姑母帮助下就读于南洋公学。次年10月，南洋公学爆发了废除科举制后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罢课大风潮，由于这次罢课退学风潮的导火线是墨水瓶，故史称“墨水瓶风潮”。

　　南洋公学于1897年创办，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是上海近代第一所由中国人办的新式高等学府。虽然名为新式学堂，但教学内容以中国传统的经史大义为主。学校对学生管理极其严格，特别是钳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进步书报在学生之间的传播。南洋公学的一位极其顽固守旧的中文教员名郭镇瀛，他在上课时常坐的椅子一定要放在正中间。当时许多同学把墨水瓶当做洗墨水的水盂用，结果有一次，学生忘了把一个洗干净的里面盛有清水的墨水瓶从郭镇瀛的椅子上拿走，郭发现后大发雷霆，训斥道：“这么不敬师长，岂有此理！”限令学生在

　　三天内查出何人所为，“无头案都要查出来，何况一件小事情”。三天过去以后，看到没有结果，郭镇瀛就与学堂总办勾结，随意指定三位学生以“不敬师长”之名将其开除。班上学生不服，要求总办辞退郭镇瀛。然而总办却将全班学生一起开除，罪名是“聚众开会，畅行革命”，引起全校学生群愤。第二天全校学生罢课，派出代表与总办交涉，几天下来仍无结果。当时蔡元培先生任讲习，从中调停，在不得要领之后，率领约200余名学生离开南洋公学。这200余名学生里面，就有俞子夷。在这次反学校迫害的学生罢课风潮之后，这批学生在蔡元培及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成立了爱国学社。虽名为学校，但一般视其为革命机关。在组织里，学生极度自由，成为一时美谈，退学行为也被全国各地学堂纷纷效仿。而爱国学社“隐然成为东南各省学界之大本营”。

　　二、教学篇：教育改革的实践者

　　俞先生的教育生涯开端极为偶然，他在回忆录中自责自己是在“贸然教学”。刚开始教学的前几年，俞先生不忘“爱国必先救国，救国必先革命”，先后在几所学堂任教的同时参与反清革命任务，如研制炸药——这和蔡元培先生的革命观念相关。直到1908年在上海青墩小学当教员时，俞先生才开始专心致力于纯粹的教学工作。在先生的著选《俞子夷教育论著选》中，一篇《二十年前乡村学校生活里的我》记载了这一段经历。

　　尽管在文章的一开始俞先生就说“对于乡村教育可说是门外汉”“一一写出来，供研究乡村教育专家公余的消遣”，但对后人来说，“消遣”之余，还可领略到先辈教育家的求索精神。

　　俞先生在青墩小学教授的是自然研究（当时叫理科），当时教材、仪器、设备等硬件条件不足，但好在乡村环境中学校氛围宽松，村民对老校长也极为信任，因此课程倒也不需要一定按照当时清政府颁布的《钦定章程》来设置，可以在教学上自由发挥。在谈及与学生共同研究的主题时，他提到研究的都是身边所闻所见：

　　水桥边竹篱上的白扁头为什么会得爬上去的？碗大的蕃瓜花，何以会结出石头般大的瓜来？何以蕃瓜要晒老了吃，才有甜味？这是农作物上发生的问题。补习班人数不多，室内研究，室外观察，都很便利。棉花田里，差不多天天有我们足迹。花萎了，果结了，果绽了，絮出了，天天有各种的报告。他们天天带着实在的东西来上学，还有好多心里的疑问提出，棉果绽出了生絮，植物本来要絮什么用的？我们人类怎样地利用棉絮？这种问题，便是一个例子。

　　从这段话就可以略微窥探到俞先生教学中“实用”价值取向——从生活中取材，这样一来，教育自然与生活紧密联系。

　　水里的蕴草，海棠边田岸旁的野花杂草，这是什么名字？他怎样自己也会生长的？蕃瓜棉花等何以一定要加人工的栽培？野花杂草有什么用？有什么害？这又是我们研究题目的另一方面。杂草和农作的关系，乡里人素来不很注意。我们稍稍注意，便觉得关系十分重大。宿根的研究，和杂草的刈除法便成了我们一时的中心问题。我当时曾有一本《杂草》的小本子，由某书局把版权收取。可惜那时乡村理科参考书，与乡村教育和农业一样的没有人注重。该书局收了版权，或者因预料书本销路不很好，始终没有印行。我至今追想，还觉得十分可惜。

　　俞子夷先生总谦虚地自称“书呆子”，“书呆子”所教授的科学知识，和孩子们报告的生活经验和传说故事一对接，能够达成较为满意的结论，先生“深觉教学可以相长”。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也不再满足于日常口耳相传的经验，开始有了对更为高深知识的需求——这恰恰是“研究科学很重要的起点”。

　　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最基础的方法之一即为观察法。在不具备严格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对生活中自然现象的观察，则显得更为重要。俞先生讲述了一则“蛇盘田鸡”的故事。

　　有一天，前面水沟里有蛇盘田鸡。学生们围而视者，差不多是全体。这又是我们自然研究的题目。蛇为什么会捉住蛙？蛇和蛙哪一个力大？蛇的头很小，怎么能吃得下蛙？蛇是不是独吃蛙的？它还吃什么别的东西？蛇吃什么东西？蛇是不是有毒的？蛇和蛙哪一种是于人有利，哪一种是于人有害？蛇没有脚，怎样会得走路？好多的问题！有一个学生他有捉蛇的经验。他说：“捉蛇不是难事，只要用手握紧了它的尾巴，使它头向了下，用于尽力的振动，它无论如何，头不能抬起来的。”话还没说完，他自告奋勇，奔向水沟边，照着所说的方法，把蛇捉了上来。我们将蛇放在细口玻璃瓶里，看它动作。后来要研究它的舌头和牙齿，我们便引它头从细长的瓶口里出来，把它头部细细地观察。学生们本来疑心它嘴里红红的一条，不知是什么东西。到此时大家猜明白这是它分叉的舌头。向内弯下的牙齿，也看得十分的清楚。这种种牙齿舌头等的功能和它生活的关系也从此有了彻底的了解。同样，又捉了一只蛙来，细细的观察它舌头的生法。也再研究了它这倒生舌头的用处。

　　一场蛇盘田鸡的活剧，又做了我们好多时自然研究的材料。

　　俞先生后来在江苏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进行了名为“联络教材”的教育实验。“例如：音乐、游戏相结合，一年级做些幼儿园用的小积木供儿童玩，手工联络他科并多作沙箱装排，以及自然角养些鱼虫蝌蚪供观察之类，时间仍每节45分钟，但一节课里可上两科，如30分钟读书，15分钟音乐。就是这些，但已足够吸引各地小教界纷纷来参观。有些参观者把这些小变革统称曰‘联络教材’，我们即遵用之。”打破学科界限，将相关材料按照主题联合起来，合成综合科目。如低年级生上课，学生提出下一周主题是“小猫钓鱼”，那么教师们就需要集体备课，语文教师准备小猫钓鱼的故事，数学教师准备小猫算数问题，课上教师请儿童想象并画出小猫钓鱼的场景，课堂上也有生动的游戏，如学小猫叫⋯⋯教育史家曾说：“小学教育界教学法的改革，应是俞子夷最为著名了。”

　　三、生活篇：安贫乐道

　　俞子夷先生一生经历过清末、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和“文化大革命”，可谓是沉沉浮浮。虽然身份在不断变化，但俞先生却始终坚持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操守。

　　俞子夷先生的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在动荡时局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最适合的道路不是官宦仕途，而是寻常职业。因此在私塾里读书时，俞先生也并未读经，而是学习《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以及算术。幼年的启蒙教育对于俞先生性格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痕迹。

　　在乡村当教员时，乡村特有的安宁给这位知识分子以归属感。

　　两岸的芦苇上攀着野生的蔓草。蔓草上朱红小果，点缀得非常美丽。有基础蔓草生长得太兴盛了，芦苇支不持如此重任，被压迫着倒向水里去了。自然界的支配，也有一定的道理呢。翠色的鱼狗扑的一声，钻入水底去了。起来时嘴里拿着今夜的晚餐。羞羞涩涩的水鸟，偶尔在芦苇下闲步。船行近时，躲到根下去了。将归的燕子，时时还在水面上掠过。蜻蜓小蝶，不时在芦苇边或水面上游戏飞舞。初上此途，已使我身心宁静。预想乡村生活的快乐逍遥，不禁神往！“文化大革命”爆发，俞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因为他之前向美国学习，尤其是作为20世纪20年代左右掀起的教育改革大潮的直接推动者，不断遭到

　　批斗。对此，俞子夷先生说：“当块垫脚石，将此身心奉教育，是我终生的愿望啊！”去世前，俞先生还在写关于小学算术教育的回忆录，“活一天，我就要为小学教育写点东西，现在可能没有用，总有一天会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