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彻底一致合作到最后的成功

　　为了更好地开展新政协的各项筹建工作，争取及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帮助安排下，在国统区和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于1948年8月起陆续进入解放区。周建人于8月由上海进入华北解放区；王绍鏊于10月由香港抵达东北解放区；12月，马叙伦和同年秋由上海撤至香港的许广平等一起也转抵东北解放区。随着民进领导人进入解放区，民进开始了在解放区的活动阶段。

　　平津战役打响后，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绝境。美蒋集团一面组织残余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垂死挣扎；一面玩弄新的和平阴谋，争取喘息时间，以便卷土重来。在此情况下，有一些冒充人民朋友的“自由主义人士”，出来“奉劝”共产党对敌人“怜惜”“仁慈”，接受美蒋集团的“和平”。有人甚至主张以长江为界，搞所谓“南北朝”。蒋介石也发出“求和”声明。对此，中共中央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八项和平谈判条件。

　　马叙伦深知除恶务尽方能奠无疆之大业的道理。1949年1月22日，他与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等55人，联名发表了题为《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的声明，表示：毛泽东先生发表的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这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出的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同日，民进在香港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揭露蒋介石的“求和”是“企图阻止革命力量的向前发展，挽救他将被灭亡的命运”。《宣言》提出，为了实现国内永久和平，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解放革命的目标下……彻底一致合作到最后的成功”。

　　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8年10月初，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已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周建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商讨，提出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报送中共中央。文件内容包括：1.新政协召集问题；2.新政协人选问题；3.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4.新政协准备讨论的事项等。经毛主席修改后，中共中央将该文件草案电发中共东北局高岗、李富春，请他们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7人就其中诸项问题正式征求意见。10月21日，王绍鏊代表民进出席了由高岗、李富春召集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第一次座谈会。与会同志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主张，并希望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23日，王绍鏊出席第二次座谈会，就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组成进行协商讨论。讨论中王绍鏊提出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单位的意见。11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答复，同意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作为新政协的筹备单位。

　　1948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将经过与在哈尔滨各民主党派领导讨论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转发他们，并指示将该文件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进马叙伦等，“并由潘汉年、连贯分请他们或邀请他们一起聚谈，征询他们的意见”。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协商，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共同协议。至此，筹备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大致完成。根据共同协议，民进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的组成单位之一，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项工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立即邀请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1月中旬，在燕大任教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在哈尔滨的马叙伦的委请，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

　　在西柏坡，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并与严景耀、雷洁琼作了彻夜长谈，使他们受到巨大鼓舞和教育。

　　对于这次会见，雷洁琼在2011年7月21日接受江汉大学特聘研究员马社香访问时回忆说：

　　那年冬天很冷，一到西柏坡到处感到热气腾腾。我们被引到一个大会议室，毛主席和一大排中共领导人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和各方代表握手，周恩来站在旁边一一介绍。晚上中共中央请大家一起吃饭，像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聊，主要谈当前局势以及建立新中国问题。吃饭时，我主要是听大家谈。毛主席几次用目光鼓励我。饭后，大家言犹未尽，仍聚在一起继续谈话，气氛非常热烈。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只有答疑和讨论之别。我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和苏联都赞同中国“划江而治”，在国际和国内有不少拥护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毛主席的话令在场每个人都受到很深刻的教育。

　　2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同志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入关。行前，周恩来特亲笔给马叙伦、许广平写了信，委请林带交马叙伦、许广平（注：信中称为彝老、景宋两先生）。信的全文如下：

　　彝老、景宋两先生：

　　得电逾月，尚未作复，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则无时或已。兹乘林伯渠同志出关迎迓之便，特致歉忱，并祝康健！

　　周恩来 2月14日

　　这份信函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进两位领导人的深切关怀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