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党机关是参政党日常的运转枢纽和办事机构，既要发挥承上启下、联系内外、协调各方的重要作用，还承担着领导班子的参谋和落实领导决策的重要责任。加强参政党机关建设，是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参政党全面履行政治职能、社会责任的需要，是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需要，也是提高机关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的需要。中国民主促进会自成立以来，会中央和各级组织机关的发展从无到有、从有形到有效、从有效到高效，在前进中发展，为我会履职和自身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无到有曲折发展

　　民进成立后，在爱国民主运动，参加筹建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为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献计出力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段历史时期，民进工作机关逐步设立，并在锤炼和考验中曲折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以马叙伦、王绍鏊为代表的一批文化界和工商界知识分子，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决议在理事会未选举产生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1946年1月4日，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选举本会职员案》，选任周建人为起草委员，严景耀为财务委员，徐伯昕为出版委员，宓逸群为秘书，张纪元任事务。本次会议议事事项中还有《讨论本会地址案》，指出：“决议本会地址由各理事分别努力找寻以作目前急需之通讯及联络”“在会址未寻妥前暂以全体理事之住址为会址”。可见，民进成立之初，共同的爱国民主思想使民进前辈们走到一起，在没有固定会址的艰难条件下，为救国救民作出可贵的贡献。

　　在这段时期，民进理事会内部机构逐步设立。1946年1月10日，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报告提及“经济委员会已组织就绪即日起开始工作”“本会会印已刻就即日启用”。2月3日，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决定在理事会下设一处三部及若干委员会：秘书处（下分文书、庶务、会计三课）；研究部，联络部，出版部；经济委员会。3月22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决定下设机构为三处三委员会：秘书处、联络处、宣传处；经济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研究委员会。

　　1947年7月下旬以后，为了应对蒋介石的法西斯高压政策，民进减少了在公开场合组织群众斗争的活动，而是隐蔽力量，分组活动，化整为零，民进领导人在香港、上海等多条战线，坚持与蒋介石集团继续斗争。

　　进入1948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帮助安排下，在国统区和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民进开始了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活动阶段。在这一时期，为了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民进认真加强自身建设，把工作重心放在整理会务上。1949年2月民进主要领导人进入北平后，即正式组建总部机构，在2月28日民进进入解放区后的第一次正式理事会议上，研究了今后的工作并通过了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标志着民进结束了被迫处于隐蔽分散的状态，恢复了正常活动。根据现存史料，北平第一次至第九次理事会会址均为北京饭店，民进几位领导人也长期居住于此，可推断为临时办公机构。民进总部于4月2日设立组织委员会，5月14日成立学习小组，6月25日制订民进理事会组织纲要并增设交际组。通过这一系列工作，民进总部不仅在组织机构上得到恢复和发展，思想认识上也达到了统一，政策水平、领导艺术也有了提高，为民进胜利完成迎接全国解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民进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为纲领，任务和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50年4月，民进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中央理事会。民进总部还成立了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文教部等工作部门并推定了负责人。根据现存1951年的办公地址租赁契约档案，可推断民进总部机关北京旧址为北京鼓楼辛安里98号，现为民进中央开明画院和马叙伦纪念馆所在地。1956年8月，民进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民进二大之后中央领导机构称中央委员会，总部改称中央机关。1957年4月，民进四届五次中常会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民进中央机关设置部门有：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文教委员会、联络委员会、会刊编辑委员会、办公厅、调查研究室。1959年1月，民进五届三次中常会审议通过了中央工作机构和各部门负责人名单。中央工作机构分设：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学习委员会、文教委员会。民进的组织机构逐步趋于完善，为民进在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教育和文化出版事业方面发挥作用提供保障。

　　1957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反右”扩大化对民进的发展造成影响。1966年“文革”爆发，民进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民进中央和各地方组织机关也相继遭到冲击，被迫停止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