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参加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后

　　三十年代我在武汉上海虽然买了一些马恩列斯的理论书籍自学，但在理论认识上是不深刻的，后来是得到好友——湖北大冶黄申芗同志的帮助，才逐步有所提高。记得我当时年青好胜，喜欢与别人谈理论，谈政见，我与黄氏每次见面总是进行剧烈的辩论，但他的热忱和卓识，不得不使我钦佩，从而对他很尊敬。我们谈到国际问题时，他源源本本地说明一国政治，在世界上决没有孤立也没有中立的道理，不归资本主义即归社会主义，将来必然地会形成两大阵营。这是第一点。他又说，凡革命政党没有严格巩固的斗争组织，没有铁的纪律，万万没有成功的希望，只有列宁、斯大林党的斗争组织最为严格巩固，有铁的纪律，这是第二点。他又说，辩证法决不是机械论，也不是教条主义，理论搞通了就会活用，这是第三点。中国的彻底革命，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只有靠无产阶级做主力军，并通过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的革命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这是第四点。经过与黄申芗同志多次的谈论，使我思想豁然开朗，对他提出的问题我考虑了好久好久，最后下决心，向他提出参加共产党的组织。黄申芗同志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进行了入党宣誓。这是一九三三年。

　　联合地方军力、抗日倒蒋

　　入党后我的组织关系归黄申芗同志联系，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根据党的指示赴港粤策动陈济棠和他的部队参加抗日倒蒋运动，并联系陈济棠和邹韬奋、黄申芗见面，后来我的组织关系转由钱纳水同志领导就与黄不发生联系。

　　不久，又奉命赴北方去联系阎锡山，劝说他加入抗日倒蒋的阵营，并联络孙殿英以为响应。结果未能如愿。

　　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我在浦口过江时，被中统徐恩曾部下的特务，用绑票式的手段，将我逮捕，秘密拘禁于南京城内灯笼巷的第二招待所。他们对我百般威胁利诱，终不为所动，我也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到九月十六日又将我移禁于城外吉祥村反省院内“中央党部政治未决犯羁押室”，他们从我身上也未捞到什么“油水”，直至翌年“七七”事变以后，全国人民要求释放政治犯时，我才于八月四日被释放。

　　出狱后，我即设法找到黄申乡同志，将在狱中情况向他汇报，过了一段时间，黄即将我的组织关系转交上级金同志领导，组织上决定我此后不得再与黄联系。接受金同志领导后，就将我在工作中发展的关系也都交给组织上领导，我与他们也不发生关系。

　　组织太湖游击队并到港沪活动

　　一九三八年间，我到太湖一带组织敌后抗日游击队，利用各种关系，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在敌后活动，我们党也派了一部份党员骨干到部队领导、改造地方上的游击队伍，哪知一九三九年春，我们所联系的程万军游击队伍突然叛变，我们的队伍正在浙江胡溇与汤溇（属湖州南浔地区）一带开会，被国民党嘉善县保安大队所包围，我们党派去的丁秉成同志、钱康民同志等数十人全部牺牲。我们损失是很大的，事发后给我们工作上带来很大困难，死者的家属，老老小小，哭哭啼啼，生活需要我们安排，我们不能不很好地安抚死者的家属，费了很大的气力，总算将死者家属安排好。

　　过了一段时间，金同志去延安，上级派一位姓李的同志来领导我，用通信方法联系，一个月后，李同志写信约我见面，他告诉我，我在上海可能暴露了，需立即转移，组织上决定要我去的地方可以选北京、重庆、香港，经过研究我决定去香港。到香港后，接受潘汉年同志领导，由潘介绍徐明诚同志和我联系。当时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是搞情报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挤出时间学习俄文，补修英文，同时又教几位同志及小朋友学习日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者突然向香港发动战争，我于是日清晨接到徐明诚同志的通知：“立刻过海，除换洗衣服外，其他东西都不必带”。过海后见别人都带有两三个皮箱，我也就想回去拿点东西，未得许可，去打电话托九龙的亲友帮忙，到处电话打不通。一般东西丢掉，我觉得没有什么，最痛惜的是我辛苦聚集的藏书及我从民国元年（一九一一年）起所写的大事记两巨册，这是无法去补偿的损失。九龙、香港被日军占领后，我和徐明诚同志的一位老师名叫王人麟（号迈群）同住于湾仔道。

　　一九四二年春，叶文津奉潘汉年同志命，以上海新闻记者的身份来港观光，潘汉年同志改姓颜，他已在上海通过袁殊的关系和岩井公馆取得联系，再通过岩井的关系和香港副领事户根木联系，户根木的代表系小泉清一，我当时奉组织之命，代表老颜（即潘汉年同志）和小泉清一来往联系，后争取到他的帮助领得船票，于四月三十日由香港出发到上海。王人麟全家及老太爷等同行。五月八日到达上海，和王人麟分别，老太爷和一位女同志就住在我家。为了保护组织核心领导的安全，我的一举一动便不能不特别谨慎小心。从一九四三年起我秘密地赴亚尔培路俄文教授处学习俄文外，其他的时间，就经常打入敌伪分子周围，跟他们有所来往，目的是为了搜集情报。另外打入敌伪组织里面的是盐务署署长阮毓麒同志，他是淮安人，是在金同志领导组织时我发展他入党的，他对组织是忠诚的，每次布置他的任务，他都如期完成。他对于财政稽核的业务精通，经验丰富，颇有专家的声誉。为此组织上才决定他打入敌伪组织的财政方面，一方面是为了搜集敌伪的情报，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党筹措一些经费。

　　我在香港期间，阮毓麒同志关系由小李领导，我回上海后，组织上决定仍旧要我领导他，我们相处得很好。不久他与我商量把浙西盐务管理局的一缺，让组织上推荐一位熟悉盐务而又忠实可靠的朋友去担任，经过请示后，我推荐了周君卓人去当浙西盐务管理局局长，以后周君源源不断地接济我们经费，直到日本人投降为止。阮毓麒同志由我们派人护送他去解放区淮安，据说后来死在淮安老家，甚为可惜。

　　抗日胜利后推动民主运动

　　日本投降后，在上海的敌伪汉奸残余势力逐步肃清，人民群众要求民主，运动逐渐萌芽滋长，我得组织的同意，参加了民主运动，藉此，可以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团结各界各阶层人士推动民主运动。

　　开始活动时，我有三个小组织。一是邻居十九号的张纪元及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知名人士。二、是潘子欣、曹鸿翥、曹亮、钱瘦铁、谢仁冰、冯少山等人士。三、是朱绍文、蔡禹门等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包括谢仁冰、潘子欣在内。每星期在蔡禹门处开座谈会。有一次我将写好了的一篇主张先民主而后统一，反对先统一而后民主的意见书让一些知名人士签名的时候，马叙伦也有一篇上蒋介石书，他提出五个纲领，第一条就提出是“要统一军政”，却好与我的意见相左，故朋友将马的意见书交来时我不签名，而我的意见书传到马氏处，他也没有签名。但马氏见签名里有我的旧友谢仁冰，就去问谢意见书是谁人手笔，谢告知是我的手笔，马氏就请谢介绍我见面，见面后稍有争辩，但最后马氏就把他上书的原意撤销。约定先邀请双方的朋友在广和居开一座谈会，马氏方面出席的有傅雷、郑振铎、唐弢等，我这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人，时值马歇尔（驻华特使）要来中国，大家主张扩大座谈会，多约朋友来参加。首次会议是在青年会召开，陈已生、许广平、周建人、曹鸿翥、梅达君、赵朴初、冯少山等均到会。第二次会议时到会的朋友更多，当时就有人提议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于是定期在亚尔培路中国科学社讨论组织问题，经过讨论研究通过了简章及宣言，宣言内容以我的意见书为主，删去文尾，加上了几句口号，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宣言。从此我就领导起民主运动来。但是对外仍推马叙伦为民主促进会主席。我作为他的助手参与一切活动。后来我曾一席担任民盟上海支部主任委员。

　　一九四七年参加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选马叙伦，盛丕华等知名人士去南京请愿，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并组织十万人大游行，我担任大会主席。

　　当年十月份，民盟组织被国民党非法解散，国民党反动派摧残人民民主运动，逮捕进步人士，我也得到组织上同意与一些知名民主人士去香港隐蔽。一九四八年五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随民主人士转入解放区，参加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在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担任财政部副部长。

　　我的一生经历使我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