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7年2月20日。早晨起来，所有的电视和广播里传出了同样的声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我下楼上班时，电梯服务员很平静地说：「邓小平走了。」她没有悲伤，还是平日的表情。
上班的路上很平静。我用从业30多年记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当年毛泽东逝世时的情景，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和21年前9月9日相重复的痕迹。
平静。这是邓小平逝世时的特点。和毛泽东离开人世相比，邓小平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要小得多。没有全民的哭泣，没有过度的紧张和过度轻松，军队没有进入紧急状态，机关照常工作……股市只有18日下跌，以后连续几天一直呈上升趋势。
邓小平逝世没有什么震动，这正是他自已的希望，也是他晚年多种努力的结果。
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本来可以名正言顺地担任党政一把手。但他却把比他年轻的人推上台，这其中就有他逝世时不引起震动的考虑。以后，他逐步卸下了身上的担子，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上，邓小平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担任军委主席。但是，在1989年春天的北京风波中，他发挥了别人无法发挥的作用，使他的分量显得很重。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特地召见了杨尚昆、万里和北京风波以后新组成的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他说：
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美国对华政策现在下注就下在我是否病倒了或者死了上面，国际上好多国家都把对华政策下注下在我的生命上。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就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
1989年11月9日，在辞去中共中央领导职务两年以后，邓小平又辞去了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一天，他到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十三届五中全会的代表道别。但是，他并没有真正退出政治舞台。由于当时形势所迫， 1992年，他以一名普通公民、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刮起了一阵政治旋风，扫除了左的干扰，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的路线。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1994年就完全挑起了领导中国的重担。应当说，邓小平时代到1994年就已经结束。当然，他的影响远没有结束，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邓小平主动从政治舞台上淡出以后，平稳地完成了权力交接。作为接班人，要完成自已的历史使命必须抓住六个字： 「站住脚，做好事」。这六个字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即：「掌好权，治好国」。站住脚是前提。国家最高领导岗位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曹操把这个地方称之为「火炉」，没有几下子是不容易站得稳的。连脚都站不稳，就谈不上做好事。新领导人能否站住脚与人选有关，如果选的人各方面不能接受，就很难站住了。这一点邓小平等几位老人做好了。但仅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新领导人还必须使自已强大。这就必须大胆而谨慎地抓住军队，大胆而谨慎地进行组织人事调整。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两三年之内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随着权力的巩固，第三代领导集体逐渐显出了自已的特色和风格。在邓小平以后，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过渡危机」。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最高领导人身体健康的时候自觉主动交权是少有的，权力交接过程如此平稳也是少有的。
有了邓小平开创的交班模式，在他逝世5年之后，中国又一次完成了最高权力交接，以胡锦涛为首的一批年轻而亲民的面孔出现在中国人面前。
邓小平逝世没有出现社会震动并不表示他的分量不重。恰恰相反，邓小平是20世纪后期，对人类世界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之一。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世界舆论对他逝世的反应确认了这一点：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一项声明中说：「邓小平在中国这个朝气蓬勃的时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美国总统克林顿同马萨诸塞州的政界领导人在东波士顿的一家餐馆里得到邓小平逝世的消息。他的第一句话是：「邓小平是过去20年里世界舞台上的杰出人物。」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宣告者和设计师。」
法国总统希拉克称邓小平是「他的国家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他在致江泽民的唁电中说：「邓小平将作为中国过去20年发生变革的主要设计师载入史册。」
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邓小平使中国向世界开放，并给地球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带来了现代化和繁荣。这些成就使他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在世界历史上占有突出位置。」
韩国总统金泳三对邓小平逝世感到悲痛，说邓小平是「谱写世界历史新篇章的杰出政治领导人」。
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是这样赞扬邓小平的：「他使中国经济现代化，其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一些国际新闻机构也给邓小平以很高的评价。共同社说「邓小平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同建国之父毛泽东并列的『中兴始祖』肯定将名垂青史」。德新社称赞邓小平「把中国带出了落后和孤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父」。
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他逝世时已经离开领导岗位7年零3个月。他是一位普通中国公民。一位普通公民逝世，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发来唁电，联合国降半旗，在此期间，所有的国际重大会议都为他默哀。这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作为一位实际上的国家元首来说，他是长寿冠军。国家元首活到93岁，在中国历史上少见，在世界史上也不多见。
邓小平，这个20年来中国最响亮的名字就这样载入了史册。邓小平的名字之所以响亮，是因为和中国这场深刻的变革联在一起。
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百年诞辰。我们是在后邓小平时代纪念之。后邓小平时代始自邓小平淡出政治舞台，至今还没有终结。它有几个特点：第一，还是沿着邓小平所规定的路线：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引入了「三个代表」的思想；第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还在继续，但改革不是像当初那样，由怀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家推动，而是由20多年来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第三，中国还把发展经济放在重要位置，但人们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人们既享受邓小平时代的繁荣，也承受着诸如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的考验;第四，中国更加融入世界，自从成为WTO成员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来自国外的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涤荡着中国的历史积淀，更多人类文明的成果进入中国。当然，中国也更容易受到世界风潮的侵蚀。
人们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时，不得不用更加深邃的眼光审视邓小平这个历史人物，用更加深刻的思想反思中国的改革。
(二)
邓小平是幸运的。他有机会面临一个变革的时代。
当全世界成千上万智慧的头脑在反思20世纪时，谁也不会忽视一个伟大而深刻的事实：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个世纪末最后的20多年里进行了发人深思的探索：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
在20世纪这短短的100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从上个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在本世纪初，人们多方探索摆脱危机的途径。这个历史的难题在19 世纪就提出来了。那时就出现了种种解决危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其中之一。
到20世纪初，各种解决危机的理论都寻求付诸实践。当时相当多的人认为产生危机的原因是财产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论是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抑或凯恩斯的政府干预，都致力摆脱自由市场的弊端，强调政府的主观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用新的社会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凯恩斯则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革命」。这两方面同时进行实践，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凯恩斯从内部挽救了资本主义，马克思从外部「挽救」了资本主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疾病」进行了诊断，这一诊断对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无疑是有益的。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在多种社会试验之外，在20世纪，在资本主义世界，静悄悄地发生了热衷于冷战的政治家们所忽略了的重大事件：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这两件大事对资本主义的拯救，比任何制度改革的作用更为深远。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在批评市场机制的弊端时，却完全放弃了市场机制。他们提出一个全新的理想：用人们自觉的经济计划来代替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要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就必须把财富完全掌握在计划者(国家)的手中，消灭私有制是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这一理想在苏联、在东欧、在中国进行的社会试验初期还有成效，但是，随着这一试验的深入，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于是，在抛弃市场机制几十年之后，只好回过头来再寻找市场机制。这就是中国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探索，一种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探索。这种探索在俄国，在东欧也同时进行，但从20世纪有限的年代来看，中国比其它国家更有成绩。
实事求是地说，在改革之初中国的改革者，包括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内，对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不是很清楚的，也不可能清楚。但中国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做法。这一做法是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逼出来的。这一做法的生动表述是中国领导人的两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和「草鞋没样，越编越像」。确切的表述是，在不放弃国家控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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