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7日，胡厥文照例很早就起身了，活动活动腿脚，打了两遍太极拳，就坐下听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他耳朵背，总是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大大的。
吃过早饭，他照例在书房中铺开纸笔，练了几篇大字。8点，秘书陈训淦准时来上班了。不一会儿，电话铃声响起，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邓小平同志要会见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请9点准时到人民大会堂。
胡厥文一面让家人准备外出的衣物，一面吩咐陈秘书赶快备齐纸笔、公文包，和他一起走。
两人一起上了小汽车，那时北京街头还少有堵车的事，从胡厥老住的新街口外大街到人民大会堂，只用了10来分钟。
事实证明，胡厥老让秘书同行的决定是英明的。因为当时除陈秘书外，没有第二位工作人员在场，会见的双方都专注于谈话本身，没有谁来得及做记录。只有陈秘书忠实地履行了秘书的职责。这样，在民建、工商联的档案中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谈话记录。就是凭着这份纪录，第二天即向民建、工商联的领导层做了传达。中共中央统战部等部门也据此传达、贯彻小平同志讲话精神。《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一文，正是依据这份记录整理而成。
据古耕虞回忆，他是头一天下午接到通知的。他感到，要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向中共进言，为国家分忧，提出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但是，想说的话太多，时间又很有限，怎么办？于是连夜做了准备。由他口述，他的九儿子和九儿媳记录整理，草拟了两份书面建议。一份对改进我国的外贸工作提出意见；一份建议中共中央给资本家即后来称为原工商业者的人们摘掉“帽子”。
<b>把有本事的人找出来，用起来</b>
当天上午9点多钟，小平同志与五老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面了（有的报刊文章称会见地点在中南海，那是不准确的）。在座的中共领导人还有：乌兰夫、纪登奎、陈慕华、谷牧等。
小平同志与五老一一握手，简短地互致问候，就坐了下来。由于小平同志和五老中的胡厥老、胡子老、周叔老、古耕老都有些耳背，所以沙发的摆放也很特别，不是围成一个大圆圈，而是两排面对面靠得较近。
小平同志开宗明义道：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五老纷纷发表意见，小平同志频频点头表示赞同。接着，他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路：“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原工商业者在旧中国与外商做生意，积累了丰富经验，海外的亲朋好友也多，现在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他们觉得理应多出些力。事后，古耕老曾做了个风趣的比喻：“搞合资、合营就好比结婚，资本主义又娇又嫩的小姐要嫁给貌似五大三粗的共产党，脾气怕是不容易一下子投合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红娘，我看我们工商界做这个绿娘倒是蛮合适的。”
对于利用外资、开展补偿贸易的偿还能力，当时有人担心。从谈话内容可以看出，小平同志很重视这个问题，肯定做了许多研究。他列数了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石油化工、煤炭等行业，说这些行业的产品都是国际上感兴趣的，因而都具有偿还能力。还特别谈到旅游业，认为我国地方大，名胜古迹多，只要扎扎实实地搞，可以创出50亿收入。他还谈了许多具体设想，如建旅游公司，整顿旅游区，解决旅游点交通、住宿和购物问题，搞旅游风光电影片，生产旅游纪念品等。连开发旅游区的收益中央和地方怎么分成都想到了。小平同志希望工商界推荐人当旅游公司的经理。
荣毅仁根据接待外宾的实践反映情况：“有的美国人很想来，但是现在美国大公司到中国来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邀请大老板们来，面对面地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使他们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从国内讲，各部门、各地区对引进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需要协调。一个西方大公司来，许多人都去找他，他的尾巴翘高了，要价也就高了。”
古耕虞说：“中美建交以来，每年都接到不少在美国的亲友来信，想为家乡效力，想来投资。我认为，只要搞出条例、办法，这件事一定可以做好。”
荣毅仁还对生产管理谈了自己的看法：“国家外汇有限，引进要快见成效就要搞好生产。搞好生产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是工资制度，十几年不加工资怎么能有积极性？我们过去办厂，每年都要增加一些工资的。有人说增加工资是否会引起通货膨胀？我认为，只要生产搞上去，通货膨胀一点还可以刺激经济发展。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生产就不会搞好。现在有些机构，头头太多了。上海有家纱厂，在旧社会全厂只有30个职员，现在单政治处就有28人。人多了，划圈的人就多了，办事速度就慢了。”小平同志非常赞成荣毅仁的观点，他说：“现在多的都是动嘴巴的，人浮于事。人不要那么多，如何处理多下的人，是个问题。”
小平同志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胡子昂说：“工商界中，在技术、管理专长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全国至少有上万的人可以发挥作用。”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兴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应该把有本事的人找出来，用起来，他希望荣毅仁减少些其他工作，摆脱些社会活动，集中力量为国家经济建设做些事，闯出一条新的路子。
<b> “脱帽”“加冕”</b>
谈到发挥工商界的作用，自然就谈到落实政策问题，五老都反映了原工商业者希望尽快摘掉资本家“帽子”的迫切愿望，并陈述了理由，古耕虞还递上了书面建议。
“摘帽”问题，说来话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通过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实现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转变。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继续对原工商业者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十年浩劫，许多原工商业者受到打击、迫害，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没有动摇。回顾这一历史历程，绝大多数原工商业者跟着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不太勉强地一步步走过来了。定息已经停止13年，他们已经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各级组织加紧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四天，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委《关于落实对民族资产阶段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简称《八条规定》）。内容包括：退还“文革”中被查抄的存款、财物，恢复原工资，补发被扣减的工资，退还被占用的房屋，调整原工商业者的工作，改善有关的福利待遇，对他们的子女在入党、入团、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歧视，等等。这些规定很快开始向工商界传达，受到热烈拥护。
会见中，小平同志明确表态：“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
会见五个月后，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会上，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给资本家“摘帽”。
广大原工商业者及其亲属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庆贺党为他们“脱帽”（脱资产阶段之帽）、“加冕”（加劳动者之冕）。
一方面国家建设急需资金，另一方面工商业者手中会有一些钱，小平同志从全局的角度考虑了这个问题，他在会见中说：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
<b>火锅宴——涮羊肉</b>
时间在十分融洽、热烈的气氛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看到小平同志那么真诚地听取意见，五老也毫不拘束、毫不避讳。双方像拉家常一样，常常是一人话音未落，一人又接上了。不知不觉已到了中午时分。小平同志说：“先到此为止好不好？请大家一起吃顿便饭——涮羊肉！”
于是，大厅的屏风后面摆上了两个长条桌，铜火锅端了上来，火锅周围放着几盘羊肉，还有几个简单的小菜。五老都多次在人大会堂吃过饭，但这一餐饭，吃得格外有滋有味。
随着红色炭火的闪烁，白色水蒸气的升腾，再有那麻辣香甜的佐料拌着鲜嫩的羊肉下肚，大家的身上暖了，心里更暖了。
席间，古耕虞又递上关于改进外贸工作的长篇建议，用家乡话和小平同志细细摆谈起来。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餐午饭，诙谐地说：“我们是几个聋子，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这次会见拉开了一场大戏的帷幕。会见结束回到家中，五老的心情都很不平静。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殷殷厚望，感受到国家经济建设万马奔腾的可喜局面。他们庆幸，经过多年的企盼，终于在晚年迎来大干一场的机会。
胡厥文说：“现在是工商界为国家、为四化做贡献的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我们要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
胡子昂说：“祖国前程似锦，我们人人有份；新长征任重道远，我们人人有责。”
荣毅仁说：“浪费了十年光阴，一定要在今后的十年中追回来。”
周叔弢说：“照这样同心协力、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地做下去，中华振兴，大有希望。”
古耕虞说：“我不想对共产党说些门面话、好听话、空话，我要老老实实地既报喜，也报忧。”
新时期的工商界与党是“同心相知，同志相从”。五老经过认真思索，各自开始了立足个人实际的工作，来回报小平同志的嘱托。
胡厥文认为，自己的对外关系不是很多，而多年担任民建、工商联的领导职务，因此应把着眼点放在把工商界的人才、经验用起来这件事上。
20天后，胡厥老写出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准备即刻动身去上海发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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