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　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讲座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银行改革治理顾问、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2001年下半年在国內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强调国家对股市等方面强化监管，因此得名“郎监管”。

　　监管，监管，还是监管！谈起香港回归10年话题时，郎咸平又表达了他对监管的情有独钟。郎咸平认为，多重监管让香港股市受益。

　　这个因强调监管而得名“郎监管”的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笑称自己不是经济学家。生于中国台湾，学在美国，现在中国香港工作的郎咸平虽然不是“土著”，但他最常说的是“我们香港人”。

　　郎咸平强调，香港的另外一个宝贝是：历经多年形成的信托责任。

　　何谓信托责任？简言之，信托是指张三基于对李四的信任，将财产权委托给李四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信托责任由此产生，它是指李四(受托人)对张三(委托人)所负有的严格按张三的意愿(而不是李四的意愿)管理财产的责任。

　　郎咸平说，在香港，很少看到员工下午五点多就吵着要回家，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信托责任。当然，郎教授认为，这种信托责任的形成来自公平公正的监管体制。

　　还是监管！

　　受人之托完成使命的责任感很强

　　香港雇员晚上十点钟、十一点钟下班很少会有怨言，很少见到香港员工下午五点多就吵着要回家，因为他们知道把工作干好是应该的。

　　新京报：回归十年来，香港或香港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答：过去，香港人对内地可能在心理上有一些排斥，但现在恰恰相反，很多香港人都喜欢上了内地。香港人比较现实，这几年在经济上对内地依赖加深，心态可能发生了变化，比如，现在在香港讲普通话就是一种光荣。

　　新京报：你认为香港的发展得益于哪些方面的优势？

　　郎咸平：一般而言，香港人比较讲究实干苦干，香港的信托责任也比内地强很多。香港大部分员工对公司的信托责任是内地员工所缺乏的。在香港的公司里，雇员晚上十点钟、十一点钟下班很少会有怨言，很少见到香港员工下午五点多就吵着要回家，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的信托责任，把工作干好是应该的。

　　新京报：同香港相比，内地信托责任到底差距在哪里？

　　郎咸平：同香港相比，内地员工也非常缺乏信托责任。香港企业家到内地办厂，常会遇到一些他们不能理解的事情。

　　比如，有的员工在公司做了一两年后就不愿意再继续做了，就会辞职和别人合伙开一个类似的公司。香港人一般认为，你好好做事，我好好对你，你凭你的能力升职，而在薪水方面我尽力给你照顾。那你为什么还不干呢？我认为这就是大陆员工信托责任缺乏的一种体现。

　　新京报：内地应该如何弥补不足？

　　郎咸平：我希望内地公司员工，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在民企，都要多学学香港员工的信托责任。在企业信托责任方面，关键是还有很多内地企业不了解香港企业运作情况，这就需要媒体宣传，我在此也希望通过贵报号召和提倡这种信托责任。

　　多重监管和司法环境促使港股繁荣

　　在香港，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机构不只是证监会，还有廉政公署、股票交易所和经济犯罪调查科。

　　这种监管是多重监管。

　　新京报：你认为同香港相比，内地在上市公司治理方面应该借鉴哪些做法？

　　郎咸平：我们现在谈谈公司的治理问题。香港在公司治理上，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在于：香港公平的法制化游戏规则。由于香港相对公平公正的法制规则，使得香港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管与内地不一样。

　　在香港，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机构不只是证监会，还有廉政公署、股票交易所和经济犯罪调查科。这种监管是多重监管，并不是某个部门的单独监管。相比而言，香港证监会的司法权力不一定比内地强大，正是因为其他机构的多重监管，才使得监管体系、整个执法部门成了一张密网，可以从很多角度保护中小股民利益。

　　比如，原创维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就是受到了香港廉政公署的调查而事发；谢瑞麟珠宝首饰公司也是被廉政公署查出来的，他们都不是被香港证监会查出来的。

　　香港另一个可贵的地方在于，它有一个与相对比较公平公正的司法体系所对应的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司法体系对应的单位有证监会、联交所、廉政公署、经济犯罪调查科等，从这些方面来讲，香港对公司监管更为到位。

　　新京报：由于沪深股市逐渐变“牛”，已经有不少在港上市的公司提出回归A股市场。这会不会动摇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郎咸平：这种竞争本身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纯粹从金融方面做比较，香港是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中心，香港兑换货币的效率是全世界较高的，比在纽约、伦敦都要高。在香港上市，对大陆企业更大的吸引力在于上述体制和软件方面的优越性，这些对于公司健康发展很重要。

　　香港竞争力在于它的司法独立等软件

　　经济上的区域分工，香港没有优势。但是，体制和软件上的创新是香港和内地区域分工的体现。

　　新京报：你曾说过，香港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香港人的勤勉和内地的落后。而目前内地市场环境越来越开放，这些会影响到香港的发展吗？香港“核心竞争力”会不会被削弱？

　　郎咸平：内地经济的崛起，不但对中国香港制造压力，而且对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这几年，两地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如果要看香港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必须是在经济方面同内地做更进一步的整合。

　　新京报：在以后经济发展中，你认为内地和香港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区域分工？

　　郎咸平：我们现在不应该把内地同香港之间的区域分工想成是经济上面的区域分工，其实区域分工很多时候也是体制上的区域分工。经济上的区域分工，香港没有优势，香港人工成本高，面积又小，同内地相比没有多少优势，机会也少。但是，体制和软件上的创新是香港和内地区域分工的体现。所谓分工，不是说分配你搞劳动密集型(行业)，我搞资本密集型(行业)，才叫分工。体制不同本身就是一种分工。

　　新京报：香港软件上的优势指哪些？

　　郎咸平：我所说的软件优势是指香港的软环境，这也是香港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举例说，在香港，可以用广东话交流，也可以用英文交流，普通话交流也没有问题。

　　这样的软环境优势不是轻易能够建立起来的。这种优势是一种很重要的区域优势。

　　新京报：那香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是哪些方面？

　　郎咸平：在文化和司法体系上，香港依然应该独立，要想司法公正必须让它独立。香港依然需要保持在这些方面的优势。这才是香港经济未来发展的希望。实际上，香港目前之所以仍然是亚洲金融中心，重要原因是它在教育、信托责任、司法体系等软环境方面的天然优势。 

　　学术自由为香港快速积累了人才

　　学术自由带动了香港人才的快速积累，这点对香港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新京报：你觉得还有哪些方面使香港受益？

　　郎咸平：香港让我最深刻的感觉是它绝对和国际接轨的环境和学术上的完全自由。

　　我认为，香港在学术上的自由在全世界都名列前茅。它坚持权力不能干涉学术的原则。

　　2004年，我开始在大陆发表各种言论，我所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从来都不会干涉我。

　　新京报：回归十年来，你认为香港的学术自由对内地有没有影响？

　　郎咸平：实际上，香港学术自由已经开始影响内地。我相信这种影响会慢慢地发酵并逐步扩大，会使得内地大学逐步开放。此外，内地的优秀大学同香港大学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两者的竞争对香港大学也产生了很大压力，而这种竞争才能让人更能体会到学术自由的价值。

　　新京报：学术自由对1997年后香港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大作用？

　　郎咸平：对，我认为是这样。学术自由程度代表一个地区的知识竞争力和创造力程度。学术自由带动了香港人才的快速积累，这点对香港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对国家民族的情怀是个人成功关键我个人观点的成形，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情怀。

　　新京报：香港发生的哪件事令你印象最深？

　　郎咸平：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应该是特首更替。我们香港人以前总是认为特首可能不会换，但是在任期满后，董建华辞去了香港特首的职务，这有些出乎香港人的意料。

　　新京报：你认为个人的成功来源于什么？

　　郎咸平：首先来源于自己不断地积累。在资讯日益发达的今天，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怀才是个人成功的关键。我个人观点的成形，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情怀。

　　热点话题：香港联系汇率制应与人民币挂钩

　　人民币目前不断升值，实行联系汇率制的香港该如何应对？

　　作为经济学方面的教授，郎咸平认为，内地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因为汇率提高才产生的。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如果要发行港元的话，就要以一定的美元存到金融管理局。存入一定数量的美元，然后再按比例发行港元。原来，香港经济受美国和英国影响较大，但现在内地对香港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美国的影响。所以，郎咸平认为，并不是简单的人民币升值给香港造成了压力，而是人民币作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的主流货币，人民币应该取得像美元那样的主流地位。

　　因此，郎咸平建议，港元应该跟着人民币的汇率而动，应该考虑联系汇率制度不仅同美元挂钩，而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