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３２１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及地方、中央各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同志共２９７人列席了会议。叶剑英同志因病未出席会议。 
　　全会一致透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根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共分１０个部分：（一）改革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二）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三）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五）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六）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七）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八）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九）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全会还一致透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决定于１９８５年９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议题是：（一）讨论和透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纲要的建议；（二）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 　　                     

厉以宁：中国选择的改革方式是正确的
2000年10月25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辟了道路。在改革经历了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改革的历程时，不能不感到我们所选择的改革方式是非常正确的。我所着的《面对改革之路》思考了这些问题。
　　要知道，计划经济体制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组成，例如计划的企业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它们彼此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企业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这清楚地说明，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分艰难。假定改革方式选错，比如说，选择某些国外经济学家所推荐的“休克疗法”，即全面放开价格的改革方式，中国经济只可能陷入混乱状态而不会有目前的成就。
中国所选择的改革方式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再转入城市改革，而在城市改革中，以企业改革为主线，同时进行经济方面的一系列配套改革，逐步取得胜利。价格放开是渐进的，价格改革不是改革的突破口，但改革的最终成果必定是自由市场市价。实践证明这种改革方式的正确性。
农村的改革使家庭承包制确立下来，到八十年代初，农村面貌大变，农民的温饱基本解决，农民向市场提供的农产品增多，市场商品日益丰富。这一切全依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路线的正确。正是由于农村改革取得成就，所以从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起，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
　　在城市改革中，假定不以企业改革为主线，改革不仅不可能真正有所进展，而且更可能使物价连续上涨不已，最终导致改革停顿、流产。这是因为，企业改革的核心是界定产权，政企分开。各种配套改革都同产权改革有关。要让投资主体承担投资风险，而不进行产权改革，投资主体怎幺可能承担投资风险，怎幺可能同市场经济相适应？再如，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是把专业银行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这同样是一个产权改革问题。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是以界定产权、明确产权为前提。要使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金融企业，必须使商业银行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这不是产权改革是什幺？最后，以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来说，要建立企业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企业工伤保险制度，以及要合理运营社会保险基金，如果不进行产权改革，不理顺企业产权关系，各种社会保险基金如何由社会统筹？社会保险基金又如何能在社会范围内运营并使之保值增值？可见，产权改革的确是推进经济改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