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老前辈、老同志，尊敬的领导，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是徐伯昕的次子，代表徐伯昕家属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徐伯昕家属，向参加这次座谈会的老前辈、老同志，组织这次会议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我父亲一生，归纳起来，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出版工作，一是统战工作。他为新文化出版工作，做了二十多年；为党的统战工作和“民进”工作，做了近三十年。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极端热忱。韬奋先生说：“他忠于《生活》而生活”（忠于《生活周刊》、忠于《生活书店》）。赵朴初先生说：“他忠于人民大众生活，为忠于民族的生存而拼搏，……艰难险阻、百折不回，锻炼了他的斗志和胆略，……他是卓越的新文化出版家，他是民主的鼓手，时代的木铎”。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祖国的前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即使在他病重期间，他关心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共产主义事业。
我幼年时期，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可那时我不懂什么；我的青中年时期，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虽然经常有些接触，有时也有畅怀的交谈，但不得不坦率地说，我对父亲的思想境界和事业精神，了解和认识得很肤浅。随着近几年来，参加与父亲工作相关的一些纪念活动，阅读先辈们和与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撰写得回忆、怀念的文章，整理他遗留下来得文物，更直接的是和父亲数次见面时，他对我的一些亲切指点和教诲，加深了我对父亲得的认识和理解，他的革命意志和思想品德一直在影响着我，指导着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在追忆我与父亲接触的很多往事中，他的勤奋好学精神，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对我的教育也最大。父亲学习党的文件非常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最为勤奋；他有个习惯，在阅读重要文件或细读毛主席著作时，每读一段、一章或是一篇之后，他喜欢自己进行条理性的思索，领会文件内容或文章的主要思想和观点，将经过自己思考所得，换句话说是体会与心得，先随手写在笔记本上或书籍的空白处，然后写出读后感。他的字密密麻麻，并在有些语句的下面划上道道，表示内容的要点，重点突出、观点清晰，积累多了，就装订成册。他有100多万字、按各个时期、不同年代分编的学习心得笔记本，他专门编写了一部未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手稿（1964年），共分六篇、合计42章，约100多万字，分篇装订成册，例如：第一篇：关于人民民主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第二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第六篇：关于战略与策略等。父亲的学习心得小本本，是他最心爱的东西。
父亲朴实的作风，给我们子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国庆，我哥哥出差北京，与父亲共进午餐，时逢立国十年大庆，大家非常高兴，父亲把周恩来总理送给他保存了多年的一瓶葡萄酒拿出来，他一面给大家斟酒，一面兴奋地说：“这是外宾送总理的，总理将这些礼品分送给别人，我们都要学习总理这种事事、处处想到别人的精神”。父亲以总理的实际行动范例，来教育我们，可他却没有半点显示自己之意。
父亲多次见过周恩来总理，聆听过总理的教诲；有关自己要求参加党组织，后来参加了党组织，……等等进步愿望和亲历重大事件，他从来不和我们讲，只是教育我们说：事事、处处要听党的话，服从国家需要，听从组织安排。他一度偶尔漏嘴告诉我们说：他很早就要求入党了，但总理和他说，根据蒋管区白色恐怖的情况，以及他在生活书店工作的职务和身份，暂时不能入党，便于更好开展工作，更有利于革命事业。即使他内心对于入党问题，要求十分迫切，可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1942年8月10日，父亲在重庆见到总理时，总理对他说“我们早就把你当作我们自己的人了，您可到苏北去进行办理入党手续，我可以作你的入党介绍人”。父亲听了，十分激动，整夜难眠，铭记心上，终身难忘。如此振奋的消息，他也从没告诉过我们，我们还是从别的同志处知道的。父亲这种纯朴、谦逊的风范，是我们子女永远学习的榜样。
后期，父亲患重病，躺在病床上，可是他还经常关心着同志们的生活、进步和各项社会工作。他一直不同意在病房门口挂上“谢绝探望”的牌子，为的是不愿让前来看望他、或来谈工作的同志们失望，他认为这样是对同志的不尊重、对工作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尽管这是医生的再三嘱咐，和他病情严重的需要。他对自己的丧事，多次表示要求从简，嘱咐实行“三不”，并要求把自己的遗体，交给医院解剖，用于医学研究。他的骨灰遵照他身前的遗愿，撒在家乡常州东坡公园舣舟亭旁的大运河里。
父亲的一生，是克己奉公、公私分明。解放后，他生活在北京三十多年期间，不仅没有为家乡亲友和我们的子女，办理过一件私事，就是在《生活书店》长期担任领导工作期间（书店规模最大时，发展到在全国设有56个分支店，人数多达300～400人），他也没有以私人的名义，介绍过一位亲友到书店里去工作过。在白区工作时，为了工作需要，人们称他为“徐老板”，可是当子女生重病时：我哥哥患结核性、糜烂性腹膜炎，生命垂危，我患有两年多肺结核病，家庭生活十分拮据，无钱买药治病。他一心无私，忘了家庭，涓滴归公，满腔心血，灌溉事业；他坚持：“忠于《生活书店》，忠于民族存亡”，为新文化事业做“老板”，做“克勤克俭、一心为公、大公无私的‘人民老板’”。
父亲与韬奋先生相处，重事业、重政治、重革命战斗情谊。韬奋先生是《生活书店》的灵魂，我父亲是《生活书店》的“好当家”，他也是韬奋先生不可多得的好助手和亲密战友。最近我们在整理父亲的遗留文物中，发现与韬奋先生的入党问题有关的两个文件，一件是父亲向邓颖超同志询问，有关韬奋先生在武汉和重庆时，两次向周恩来总理表示，要求入党问题的回忆函（1979年6月28日）；另一件时韬奋先生的《遗言纪要》，其中包括：韬奋先生临终前在病榻写的遗嘱原稿；关于临终处理，关于著作整理，关于家属布置，关于政治及事业意见，和其他方面等遗言，韬奋先生临终口述，我父亲的亲笔记录原稿（1944年6月2日），并附有《韬奋先生的一生》文稿。韬奋先生病逝于1944年7月24日，不久（8月初），父亲携带着韬奋先生的遗像、遗嘱、口述原稿、讣告、事略、《韬奋先生的一生》……等有关文物，亲自专程，越当时日、伪封锁线，赴苏北华中局，向组织报丧，办理有关事宜，病请示转呈当中央，其中包括韬奋先生的入党遗愿问题。父亲对邓颖超同志的回忆函，是这样写的：“邓大姐：兹有一事亲求指示：韬奋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在武汉和重庆两次向敬爱的周总理表示，要求入党。当时总理答复韬奋先生说：‘你暂时不要急于入党，你还是以党外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同国民党做政治斗争，比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所起的作用大，当需要你这样做。这一精神是符合当时政策的。不知您是否还能回忆起来？…。’”。邓颖超同志批语：“恩来同志当时是怎样对韬奋同志说的，我未参加。但我可证明当中央在国统区的政策，是不发展党员。以为有些人留在当外，作用更大。我们不只对韬奋同志这样，对不少人，也曾经做过类似的答复，包括全国解放后对沈钧儒老人也是这样做的。”。1944年9月28日，当中央在给韬奋先生家属的唁电中慎重表示，接受韬奋先生的请求，追认韬奋先生入党。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21年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勤奋为党工作的一生。他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任何钱财，可是他却给我们子女留下了一份极其丰富的、无价的、难忘的精神遗产，正如我们子女在向父亲遗体告别时，邓颖超同志意味深长地向我们叮嘱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你们爸爸的革命精神啊！”
我代表徐伯昕家属，再次向参加这次座谈会地老前辈、老同志，身体健康，幸福长寿！
祝愿我们地国家，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地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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