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徐伯昕同志不幸逝世了，消息传来，万分悲痛。
我和徐伯昕同志初次见面是在艰苦斗争的岁月，在环境复杂的上海。那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正面临着一个如何建国和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抉择的重大课题。受尽八年战争苦难煎熬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迅速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民主国家，休养生息，把国家建设成为真正的强国。但是，代表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币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继续剥削和奴役广大人民，企图把中国建成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国家。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援助，积极准备内战，妄图消灭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我们在上海的一批文化人看到这种形势都很着急，觉得应该联合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内战的阴谋。当时徐伯昕同志和郑振铎等同志在上海创办了一个政治性刊物《民主》，我们就成了这个刊物的撰稿人。当时经常写稿的有马叙伦、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同志，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鼓吹民主和平。我们还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有时座谈当时政治形势，研究民主运动的开展。后来由个人发表文章发展到联含署名发表文章，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例如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民主》第十二期上由马老牵头，我们和徐伯昕等六十一人联合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呼吁美国人民给中国人民高尚的同情和援助，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所以当时《民主》周刊在广大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越来越严重，人民大众根本没有参加民主政治的权利。我们为了进一步与国民党反动政府作斗争，酝酿组织中国国民主促进会，并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借中国科学社的房子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这次到会的共二十六人，其中就有徐伯昕同志，所以他是我会的创办人之一，并和大家一起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又共同战斗在建设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上。当时我在出版总署工作，徐伯昕同志任出版总署的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的总经理。徐伯昕同志有丰富的出版工作经验，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就和邹韬奋同志一起创办生活书店，出版发行进步书刊，宣传进步思想，在青年群众中很有影响。以后他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许多地方组织进步书店，出版解放区的图书和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著作，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在这项工作中他历尽艰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党的出版事业做出了贡献。
由于工作的紧张和劳累，解放后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但他坚持带病工作，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特别是在担任民主促进会的领导工作中，他对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他常常到我家里来和我商量，怎样发展民进的组织，怎样发挥民进会员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他作风朴实，对人诚恳，做一件事总要坚持到底，有始有终。他为民主促进会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徐伯昕同志真是我们的好同志，好战友，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一九八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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