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昕同志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一位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老同志。自1945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建之日起，他就为民进事业的发展和壮大，辛勤耕耘，积极奉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伯昕同志更以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到民进的工作上，带领全体会员为全面开创民进工作新局面而努力不懈，奋斗不止，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伯昕同志后四十年的革命生涯，是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紧紧连在一起的。他为民进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有巨大的功勋，是深受广大民进会员尊敬爱戴的领导人之一。
<center>(一)</center>
伯昕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他根据组织的指示，在积极筹备，“生活书店”复业的同时，利用自己是书店“老板”的身份，热情联络和团结上海文化出版界的知名人士，积极鼓吹民主和平。他约请郑振铎先生出面创办《民主》周刊，并邀请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董秋斯、罗稷南等担任编委。这些同志成为《民主》的主要撰稿人。为了分析局势，研究斗争策略，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座谈，纵论国是。正是这一契机，使这些同志深感有团结起来、成立永久性的政治组织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必要。后来经过多次协商研讨，伯昕同志便和马叙伦、王绍鏊、郑振铎，周建人、许广平等一起，于l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伯昕同志当选为民进首届理事会理事并兼出版委员会主任。
1947年7月，伯昕同志赴香港主持筹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事宜。同年底，因内地国民党统治区内白色恐怖日趋严重，民进主要负责人马叙伦、王绍鏊等相继撤离上海抵达香港。伯昕同志一力面在经济、生活上对马老和其他来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给予热情的照顾帮助，同时他和马老、却老(王绍鏊，字却尘)一起，在香港恢复了民进理事会的工作和活动。他还亲自联络香港、九龙地区的文化出版界民主人士，介绍他们参加民进组织。在伯昕同志精心筹备和组织下，l948年8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建立了它的第一个地方组织——民进港九分会。伯昕同志具体负责分会的工作，直到他1949年3月离港北上到北京。
伯昕同志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在国家文化出版战线担任领导职务，同时兼任了民进中央常务理事，经常参加民进的活动。1955年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后，他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从此伯昕同志开始专职从事党自统一战线工作。他还先后兼任了民进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职务，并一直参加民进的主要活动，担负了组织部门和中央机关的许多实际领导工作。
1966年，文革动乱开始，民主党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残酷迫害。8月24日，北京红卫兵向民进中央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在72小时内自动解散民进组织并交出印章、停止办公。为了保护机关干部的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当时身为民进中央秘书长的伯昕同志，在副秘书长葛志成、张纪元等同志的配合下，迅速做出了机关重要档案材料的转移和安全保护工作，随后代表中央机关被迫向红卫兵交出了印章，宣布停止办公。但在实际上，伯昕同志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和葛志成等同志一起，担负起了机关日常运转的职责。1970年11月，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机关的负责同志和部分中委，被集中到全国工商联大楼，在统战系统军代表的领导下，分成四个小组学习，民进和民盟一组。伯昕同志作为民进机关负责人也参加了学习。尽管环境十分恶劣，但他始终坚信党，坚信群众，相信党的统一战线一定会重放光彩。
1976年lO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第二年，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民主党派开始恢复活动。1977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民进成立了中央临时领导小组，伯昕同志和周建人、杨东莼、叶圣陶以及赵朴初、葛志成等六人为领导小组成员。伯昕同志为重建民进各级组织和全面恢复民进活动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l979年10月，民进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伯昕同志为这次在民进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的胜利召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大会之后的一中全会上，伯昕同志当选为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负责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伯昕同志坚定地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与群众一起，大胆创新，为使民进在四化建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尽智竭力，呕心沥血。他那忘我工作、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给全体民进会员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center>(二)</center>
伯昕同志对民进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他能根据新的形势，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全面开创民进工作新局面，使民进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十年动乱，民主党派受到严重创伤，广大党派成员的身心受到冲击和迫害。因此对民主党派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工作，认识上比较模糊。为了统一思想，明确方向，1979年初民进中央召开了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伯昕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分析了新时期的特点，明确指出，今后民进的工作重点，应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要彻底改变过去党派工作的旧观念，把政治思想工作结合到业务实践中进行，积极开展各种对社会有益的专业性活动，并提出“胸怀世界，思想领先，深入实际，昂首向前”的口号，作为当前工作的方针。要求广大会员在新的形势下，要站高望远，面向未来，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全力开创民进工作的新局面。这次讲话，在当时有很大的启发性，对推进民进工作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同年底民进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之后，民进各级组织依此作为工作方向，在为四化建设服务中不断开创新的工作领域。
1980年到l981年间，民进中央在全会发起了一个为四化建设献计献策的“双献”活动，支持和鼓励会员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教育文化出版事业积极想办法，出主意，奉献才智。之后，民进中央又及时整理出了关于教育计划、教育体制改革和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建议两份报告，送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参考，得到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好评。民进四代大会后，广大会员进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全会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为了表彰先进，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民进中央及时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这次会议不仅极大地调动了会内广大会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在兄弟党派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久他们也都相继召开了类似的会议。开展智力支边、办校讲学活动，这是民进利用自身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的又一新的工作领域。这项工作同样凝聚了伯昕同志的智慧和创造性。1981年夏天，民进中央邀请了五位优秀教育工作者到西北地区的甘肃、陕西、宁夏去讲学，交流教学经验，帮助老边少地区的中小学教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之后，各地民进组织纷纷仿效开展这项活动。1982年，伯昕同志又积极推动和支持各级组织广泛开展“广开学路，多方办学，为社会拾遗补缺”的活动，各地相继开办了各种各类业余学校，补习学校(班)、培训班几百所(次)，培养了大量的有用人材，使民进在建设祖国四化的征程上又作了一份贡献，在为社会服务方面开拓新工作的同时，伯昕同志还想方设法使民进组织自身有新的气象，新的而貌。他提出，要使各级民进组织成为会员之家，做会员的贴心人。在他的倡议下，民进中央在1979年下半年办起了流通图书馆，帮助中小学教师会员解决寻找教学资料和购买图书的的困难。为了帮助会员正确认识形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机关遵照伯昕同志指示，经常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各种讲座，并及时将录音磁带或整理成文的材料寄送各地组织供学习参考，帮助广大会员和机关干部掌握信息，开阔视野，更新知识，以活应新时期工作的需要。
这一系列工作和活动，对民进来说都是新鲜事物。它们的进行和开展，大都是伯昕同志首先倡议或大力支持鼓励的。民进工作新局面的开拓和发展，与伯昕同志的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
<center>(三)</center>
伯昕同志对事业有执著的追求，同时又有强烈的责任心，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的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但等着我们去做的事很多。我要争取时间，多多工作。”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伯昕同志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他批阅会内的文件，从不只画圈圈，而是细心阅读，认真思索，从中发现值得注意的带有普遍性或倾向性的问题，然后用蝇头小楷写出自已的想法意见。1982年底，机关同志写了一份汇报材料送伯昕同志。他先后仔细看了四遍，在材料上划了80多处标记，写下了近千字的批语，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总结办学讲学经验，引导各级地方组织要关心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以及关心退休会员等多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细致的意见占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给机关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主持民进中央日常工作后，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提出了一整套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的建议。他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民进中央机关的工作应该以开创新的工作领域，扎扎实实为会员办实事为基本出发点，做到三个坚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在工作方法上，要求做好四抓五强弱，即善于抓问题、抓建议、抓典型、抓成果，强调璃查研究，强调总结经验，强调有始有终、强调当无名英雄、强调团结协作。这些主张和要求，对机关改进工作作风，推动全会工作的蓬勃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民主党派是知识分子的荟萃之地。伯昕同志作为民进的主要领导人，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工作。1980年初，他看到胡耀邦同志在政协简报上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段批语后，马上拿到机关，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并指示会刊转载，让全会同志知道。他一直强调要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作为民进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紧抓好。l982年5月，民进中央会同全国政协工作组联合邀请高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