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天，徐伯昕同志走完了80年的人生路程，离开了我们。在那悲痛的日子里，我连续几天难以相信：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永远地闭上眼睛?徐伯老会醒过来的。我在朦胧的幻觉中盼着、等着。直到4月6日追悼会那天，看到他静静地躺在苍松翠柏中，看到周围无数的黑纱、白花，看到灵堂高悬赵朴老所书的挽联：“其执事也敬，其与人也忠，力行至老死，志业信无穷；痛苦忍不堪，曾不闻呻吟，扬眉言国事，知君始更深。”我才清醒过来：他去了，再也不会回来。泪水不觉潸然而下。
l983年，正当民进工作以崭新的风貌在新的历史时期大踏步前进时，徐伯老的病情日益严重了。记得也是在春天，医院发来通知，要他去复查。我作为会中央的机关干部，陪他前往。路上，我像往常一样坐在汽车后面的座位上和他随意交谈。为这，机关中一位司机曾好心相劝：“工作人员坐在前面才更合适，怎么好和副主席并排而坐?”面对这位司机难以理解的神情，我笑了。我并非那种不会掌握分寸的人，但在徐伯老身边，我自知不必拘泥于上下长幼的界限。因为他是徐伯老，温和平易正是他的为人。以徐伯老的功绩、地位、享受应有的待遇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他，每次因工作要车，都是在车到之前就准时等候在大门口。用他的话讲，这样可以给司机同志减少麻烦。每隔一段时间，机关还会收到他带来的一二十元钱，那是他看病用车的汽油费。“看病，这不是公事，坐车当然要付钱。”他认真地解释着。“公”与“私”在他心中分得好清。
徐伯老当天就住进了医院。尽管他在候诊室的长椅上还在不停地叨念第二天的会怎样开法；尽管他几次请求医生“工作很多，回去安排一下再来。”
他躺在病床上，与折磨了他几年的病魔顽强斗争着。为减少颈椎的活动，脖子上打了钢圈，随之而来的是下半身完全失去了知觉。这对风雨征战了近60年，从不知疲倦的他该是多大的痛苦与打击啊!他迅速地消瘦了，可精神还是那样矍铄、乐观。每轮到我去医院陪护他时，他总是侃侃而谈，声音微弱无力，却句句语重心长。他讲起协助韬奋同志承办《生活》周刊，共同创办生活书店，在险恶的处境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机智勇敢斗争的历史；讲起他代表生活书店在“觉林”餐馆宴请鲁迅、茅盾、黎烈文先生，商定出版《译文》刊物，请鲁迅担任主编的往事；讲起在上海与马叙伦、周建人、王绍鏊等人创建民进的情况；也讲起在香港筹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过程。有一天，徐伯老回忆起了1942年8月，他从桂林专程到重庆去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工作时的情景。谈起这段往事，他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声音也格外地清朗。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从徐伯老身上看到了周总理的身影。
徐伯老，我并不以为您所讲的这一切仅仅是一位老人在病中的怀旧。您的良苦用心我能领会：您是在以前辈的身份对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在以长者的身份对我循循诱导、启发帮助。从您的言谈话语中，我深切感到了老一代革命者对年轻人的关怀与爱护。
5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徐伯老的精神也特别好。我认真地完成了他交给的任务：每天向他汇报三条消息(统战，会务、机关工作均可)后，他给我提出了新的要求：“接触了这么长时间，你对我应该有所了解，给我提提意见吧，不论是你自己的感觉还是大家的反映。”这项任务真有些“艰巨”，蓦然间我竟有些语塞，不知从何谈起。我对徐伯老当然有所了解，从第一次见面，我就感到对他已了解了许多：l979年，我来到民进工作。一天下午，我正在打字，同屋的老宋告诉我：“伯昕同志来了，他请你去他的办公室。”坐在徐伯老桌子对面的沙发上，我有些拘谨、忐忑。当时谈话的内容，现在已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从他那儿出来，我心中很轻松很愉快。下一次再见到他时，我竟毫无顾忌地给他讲了个小笑话。此后不久，去人大会堂听邓小平同志报告，徐伯老看了我的记录，鼓励我：“记得不错，再努力。”从此，开始了我的“记录”生涯——党派工作的基本功。我笨拙但又是用心地记着、学着。我曾从徐伯老的微笑中，自愧过自己的浅识、幼稚；也曾从他的微笑中，享受过得到信任的快乐、欣慰。他曾几次批评过我，批评得我掉泪，但却心服口服，为他那恳切言词，为他的和颜悦色。
说到大家对他的反映，我立刻想起机关同志们所熟悉的那一张张“蝇头小楷”。徐伯老身体较好时，经常到机关来办公，与大家共同商讨工作，交换意见；病情加重后，他便在家中坚持工作。那一句句、一条条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批示，使得同志们感慨万分。记得在徐伯老住院前的几个月——1983年元旦，刚一上班，就接到他一日一日精心批阅的文件和几纸短笺：
写给教育委员会的：“育才学校的调查工作对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特别是对批判片面升学率、提倡减轻学生负担等将起到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我希望把这项工作继续抓下去，并很好总结。”
写给图书馆的：“《陈毅市长》的电影很精彩，不知能找到这部电影的剧本否?请代买二本。这里有许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精辟语言，希望能找来认真读一下。”
写给办公厅的：“1983年起要把机关工作活跃起来，工作同志个个都要朝气蓬勃，精神振奋。”“我主张工作应当抓紧干，要雷厉风行，干出一些成绩来”。“要注意培养干部，让年轻同志在工作中经受锻炼。”
徐伯老，您就这样拉开了新一年的序幕。而这时的您正是处于颈部不能转动，身体不能久坐的极大痛苦中。
徐伯老一病，牵动了许许多多人的心，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而他每见到一位，便兴致勃勃地畅谈不已，以至连护士都不得不出面干涉。也难怪，几十年从未清闲，一直生活在群众中的徐伯老，一下子离开了工作，离开了朋友，他怎么受得了呢?
几年来，我曾多少次陪同他登门拜访，看望民进的领导与同志：向周建人、叶圣陶汇报工作；与雷洁琼、葛志成畅谈会务；同张明养、郑效洵交换意见；听张志公、巫宝三提出建议；吴荣家的促膝谈心、张权家的谈笑风生，都是那样深深地感染、教育着我。他以他的坦荡胸怀，．团结了“五湖四海”，广交了党内外朋友；以他的谦虚诚挚，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与爱戴。冰心老人的女儿吴青不止一次地翘起大拇指：“徐伯伯，真是大好人。”
1984年初除夕下午，我又跑到了医院。这时的徐伯老，已被病魔折磨得更加虚弱，说话也显得缺少底气，但情绪还好。我高声地向他拜了年。他微笑着：“除旧迎新，谈谈你新的打算吧。”看，又给我出了题目。我略加思索后说：“在民进踏踏实实工作，做一颗小螺丝钉。”对我这自认为还“够水平”的答案，他却有些不满足：“可以给一半分。”他声音微弱，但字字清晰：“革命事业，需要小螺丝钉，也需要大机器，关键是自己要加强学习，掌握本领。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和本领，哪里需要就能到哪里。”我使劲点了点头。
徐伯老遥望窗外，默不作声，我知道他又在想什么了。这种神情，我已见过不止一次。“真想机关的同志们。过年了，大家都好吧?”他说。普通的一旬话，在这种环境讲出，我真想掉泪。“徐伯老，春节一过，天气暖和了，您的身体就会渐渐好起来。等到春暖花开时，您坐在轮椅上，我推着您去看看大家，看看咱们的新办公楼。”“我会耐心等待，等到春暖花开那一天。”他轻轻地笑了，笑得使人欣慰。我在心中默默地祝福他。
一会儿，他微微提高了声音，指着床边摆放的花篮、鲜花告诉我：“今天这么多人来看我，我很高兴，也感到不安。我为党为人民做到太少，人民给我的太多。”
2月l6日，一封发自肺腑的亲笔手书，字迹已略显凌乱，再现了徐伯老的品格：“我今年年届八十，不敢称寿，对党对人民贡献微薄，私感惭愧，承同志们热情祝贺，愧不敢当。如健康能有所恢复，愿以余岁，继续为四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徐伯老在以顽强的毅力等待着春天，等待着身体的康复；等待着继续为四化贡献力量。可是，3月27日，春天刚刚来到，徐伯老却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六年过去了，民进在发展，万物在变化，处处清新繁茂。处处生机盎然，又是春暖花开时，徐伯老，您看到了吧?
199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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