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许多事日渐淡漠，但积淀在我心中的外公形象却始终清晰如新。
我不能忘记那个晴朗的春日，首都各界五百多人向外公的遗体告别。那天，人们的潸潸泪水；那天，人们的深深鞠躬；那天，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支撑着多病的身体起来吊慰的情景，都蕴含着对外公真诚的情意。外公遗嘱后事一切从简，告别仪式是应许多老同志、老朋友的要求而举行的。那天，一向以为熟悉外公的我，突然发觉对外公了解得太少。也是从那天起，我才深深领会到外公由于什么能赢得那么多人的敬重。
外公逝世以后，许多和他长期共事的革命前辈、他的战友和同事写了许多悼念文章。胡绳同志在为《怀念出版家徐伯昕》一书写的序言中指出：“在党领导的文化战线上，伯昕这样的出版家是起了他的特殊作用的”，这是对外公最精辟的评价。
我的敬重外公，是与他老人家长期相处中平常小事的积累：外公的过去我所知甚微，他老人家是个不愿谈自己功劳的人。从他口中，我时常听到的是他对党的信赖，对韬奋先生的敬重，涉及他自己却只剩下了不足。记得北大中文系唐源教授曾问我30年代生活书店与鲁迅先生一场官司的原委，我问外公时，他老人家坦言相告，当时书店具体负责人处理《译文》杂志的事不尽确当，引起鲁迅先生对书店的误解。一次韬奋先生的女儿嘉骊提出要为外公和生活书店写传，外公摇头：应该写党的出版史，我个人算不了什么。因了这，我只从他人的口中听说生活书店三四十年代影响如何大，而对外公在有中起了什么作用却毫无所知。这正是外公谦逊精神的体现。
生活中的外公十分简朴，经常使一些探望他的同志尤其是党外的朋友感慨。外公的家，陈设简单，家具只是几件常用的。放衣服的皮箱一望而知是几十年的陈物旧货。那只军绿色的搪瓷喝水杯，从供给制时起，用了30多年，1982年在江西，省政协送了一套景德镇瓷器，随行的同志知道外公的脾气，乘他不在悄悄送进客房，外公见后马上嘱我送回。我乘机进言，外公终于买了只新的蓝花细瓷杯。但这新茶杯只用了一年零八个月就永远离开了主人，它与那只军绿色的喝水杯一起，连同外公朴素的形象烙刻在我的记忆里了。
进京后，外公职务多次变动，责任越来越重，但他老人家35年来始终住着解放初期出版总署分配的一所不大的老式住宅。当京城许多一般干部冬季都用上了暖气时，外公仍和北京四合院的普通居民一样，数九隆冬用煤炉取暖。1981年，政协高层工作人员中有一批搬迁浩劫后第一次建的高级住宅楼，组织上再次动员外公迁新居，他老人家仍不肯，仅同意修缮一下旧居，装上暖气。我对外公说，您的住房应该宽畅些，谁像您三十年一贯制。外公马上制止我：许多群众还没有这样的房子，够住就应该满足了。
外公也有“奢侈”的时候，那就是买书。我在京十几年，陪外公上街多次，几乎只有一个目的地——新华书店，不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就是朝内大街新华书店内部门市部，仿佛舍此别无去处。再无他需。外公对北京的交通路线几乎无知，唯一清楚的是新华书店，乘换车从不出错。他老人家生活开支精打细算，买书却从不先看价目，每次去新华书店，我总要帮外公背回不少书。外公爱书如命，却并不藏书私有。曾倡导为民进的中小学教师会员办流动图书馆，也常推荐好书给我读，在文化饥荒的70年代，市面上许多见不着的书，我都是在外公这儿读到的，是他老人家为我启开了知识和真理的宝库，使我终身受益。外公几次说过，买书并非为收藏，要书尽其用。按外公遗嘱，身后所有藏书，连同子女们想留作纪念的30年代生活书店出版的全套《世界文库》全都捐赠家乡常州市图书馆。
l982年仲夏，我用探亲假陪同外公去庐山疗养。最初，庐山的秀美景色使外公留连忘返。山上的蝴蝶又大又美，我追逐不已。外公也童心萌动，建议我采集一些作为游庐山的纪念，并教我做成标本保存。我暗自欣慰，他老人家终于暂时抛开工作，全身心地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了。
竭尽全力废寝忘食是外公一贯的工作作风。年轻时，外公曾因“劳苦过度，肺病甚危”，呼吸困难，口吐鲜血，还“不肯抛弃一切去养病”，直至韬奋先生派人硬“押解”去才被迫休养。解放初接管上海的新闻出版工作，也夜以继日，后又忙于筹建出版总署，仍常常彻夜不寐。长期的紧张不殆，外公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连香味也不能闻，去苏联疗养后才有所减轻。以后又得颈椎病，时常头痛，头晕，也常有心绞痛。几十年来，外公实际上一直抱病工作。粉碎“四人帮”六年来，外公仿佛青春焕发，又恢复了不知疲倦的工作作风。在他的日程表上几乎没有星期日。一次为修改一份会议简报稿，搞到夜间两点。外公以他多病的躯体和年届八十的高龄，超负荷地运转着。我多次劝他劳逸结合，他总说：时间不多，许多事再不做，无法弥补了。我很为外公的健康担忧，这次在庐山能有一段时间的休整于他老人家是太需要了。
可我高兴早了。三天后，外公就用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伏案笔耕，进而连“工间休息”也取消。为了让他老人家休息，我故意说些外公曾赞不绝口的景点。可外公“岿然不动”。我不客气了：“外公，您是来疗养，还是来写作的嘛?!”外公笑笑：“我事先计划好了来的，这里正好静心写约稿。我的时间不多了。”又是这句话。
紧接着，外公又加码，全天写作。这到好，越劝越抓紧时间，我再不敢相劝。外公仿佛换了个地方工作，既使在组织游览的途中，也不放弃机会搞社会调查。一次，路遇几位度假的中小学教师，外公热心地与他们攀谈，问这问那十分详细。回住地后，还要我把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外公关心教育，首先在全国发起和组织了知识支边活动。在社会普遍忽视中小学教育时，他老人家提出了国家要兴旺，重在教育；中小学教育是基础的见解，并在这次回京后参加的人代会上，与民进的同志提出了有关议案。疗养期间，外公起草了两篇文章，对一篇重要的回忆做了修改补充，还随时随地见缝插针做了不少统战工作。江西省文艺界的一位党外知名人士想向外公反映问题，他老人家得知后，第二天主动登山上门去听意见。
我不会忘记，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陪外公疗养。从庐山回京，外公感到身体乏力和颈椎不适，他的顽症开始发作。只因忙于准备和参加五届五次人代会，忙于民进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外公把自己的病又抛开一边。九个月后，工作告一段落，隐疾进一步恶化，才不得不去医院检查，从1983年4月一次去医院会诊，再没能回到他恋恋不舍的办公室，没能回到他在北京居住了三十几年的小院。
外公再不能起床了。
一天清晨，收音机中传出张海迪的歌声，外公仰卧病床听着，像一尊塑像。我知道，外公的性格，决不会向病魔屈服。外公的病因一度未确诊。医院的怀疑，大家也都不愿告诉他。但外公对我说：“你们不要瞒我。韬奋病重时，我一直陪伴在旁，我和他是一样的病。同疾病作斗争，广东话叫‘搏命’，我也要斗争，就是不行了，也让医院做科学研究。”
初春的清晨，我拉开窗帘，外公说看到窗外天空有蝴蝶飞，又大又漂亮。可我看时却没有，一连几天如此。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是用他的心感受到了室外的春光。生命美好，外公留恋她，但也并不惧怕离去。他老人家问我：“小虹，你懂什么叫羽化登仙吗?”我默默然。今年清明前，有机会路经故乡，小憩间隙，寻觅祖居。
遵外公遗嘱，他老人家的骨灰就洒在这故乡的土、故乡的河中。外公来于大自然，又回归大自然。外公，“羽化”后，您是否要于“天国”会见您生前始终敬重的老战友韬奋先生，会见您始终敬重的革命引路人，汇报您既有憾也无憾的人生……这，可是您的“羽化登仙”?
医生来做骨髓穿刺，外公笑着竖起三个手指：还有三天“判决”。三天后的上午，主任医生进病房，落坐沙发，良久不语，外公并不问。主任走后，外公说，“真的不肯说，假的不会说”，外公是非常明白的。傍晚，我迟迟没去拉上窗帘，外公问：“怎么还不拉窗帘?”我说，“天还没全黑，我想把光明多留一会儿”。外公哈哈大笑，笑得那样开心，那样爽朗。这就是外公，于一切都坦然自若。而我，始终不相信他老人家会离开我们，或许是我的心不愿正视现实。我多么希望外公还能迈动双腿，再去他萦萦系念的办公室，忙他丢舍不下的工作，再去看看他依依眷恋的大自然，再和我在他终不肯迁的小院里摆弄他喜爱的花呀!
然而，尽管外公经受了放疗的折磨，一段时间的稳定后，病情无可挽回地一天天恶化。经常性的头痛、胸痛折磨着他老人家，但是，外公醒着的时候没有呻吟过一声，诚如赵朴初先生诗作：“痛苦忍不堪，曾不闻呻吟，扬眉言国事，知君始更深。”外公辗转病榻近一年，每天坚持听新闻广播、翻阅报纸，力不支时，就要我读给他听。他还要求做个木支架，让人扶着坐起来写东西。外公住院后，来探望的人很多，有探病的，也有谈工作的。医生和外婆为使外公安静地休养，几次欲在病房门前挂上“谢绝探视”的牌子，可直到发烧，尿血，外公仍坚决不允。
外公自知身患顽疾，来日无多，主动向组织请求辞去政协副秘书长、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职务。他老人家对我说，身体不好，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就应主动下来，不能影响工作。外公还谢绝了政协的补助和民进派来的陪护人员，嘱我请母亲来京，又特意交待，你爸爸不要来了，不要为我动那么多人。他不能进食时，不要鼻饮，不要浪费国家的人力和医药。
外公病危，我强忍悲恸，守在身旁。他老人家用肿的发亮的手，轻轻抚着我的手背，“小虹，你想要什么?”我只说了一句：“我什么都不要”，再也抑制不住强压的泪水。躲出去任其倾泻而下。我知道外公向我讲“羽化登仙”也是希望我坚强，可我还是忍不住泣不成声。临危了，外公想的还是他人需要什么!可您的外孙女只要您不离开我们，而这，您却不能给我！
l984年3月27日凌晨3时27分，外公安祥地离开了我们。我轻轻抚平他老人家的头发，泪水模糊了双眼，打湿了军衣。外公，我多想再见到和听到您那和蔼真诚的音容笑貌，多想再陪您去新华书店，多想再与您在家中小院里栽花打枣，多想再为您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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