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昕同志早年从事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出版发行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是邹韬奋同志主编《生活》周刊和创办生活书店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他青年时代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留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在《生活》周刊创刊时，就与主编王志莘先生一起共事。1926年lO月王志莘先生去新华银行任职。韬奋同志接办《生活》周刊后，他们团结一致，互相配合，艰苦奋斗，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成为生活书店的优良传统。伯听同志发挥了特有的专长，在出版、印刷、发行和经营管理各方面深有研究，具有独特的创新才能，对我国出版发行工作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伯昕同志是生活书店的一位好当家人。韬奋同志曾对他有过很高的评价说：“多才多艺的伯昕先生，简直‘出将入相’，出门可以到处奔走拉广告，入门可以坐下来制图绘画，替各种各类的商家货物写有声有色的说明。……”这是韬奋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生活书店内部刊物《店务通讯》上，回忆《生活》周刊创业艰难的情景。生活书店经常往来的许多进步作家和出版界的同行负责人也都尊称伯昕同志为‘徐老板’，一致公认，他对生活书店经营管理方面发挥了突出的才能，是个好当家人。
伯昕同志富有坚强的事业心和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他和韬奋同志一样，把《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作为毕生奋斗的进步文化事业。《生活》周刊开始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以职业修养为内容的刊物，发行量仅两千余份。韬奋同志主编后，不断革新内容，以国人最关心的时论和力主抗日救亡的主张，深为广大知识青年读者所欢迎。数年内销售量迅速发展高达15万份，超过当时全国最大的日报《申报》的发行量。伯昕同志为《生活》周刊版面设计上，也不断地创新，原先是四升单张，改为16开本。其他刊物模仿后，又改为新款的时事图片的彩色封面。《生活》周刊定期出版，从不脱期，获得海内外读者的信誉，早在1930年增设了“书报代办部”，广大读者纷纷来信委托代购书刊及其他物品。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生活》周刊的查禁迫害。“书报代办部”改为生活书店于l932年7月正式成立。抗日战争开始，生活书店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建立56个分支店。由于生活书店大量出版马列主义理论以及抗日救亡的各种进步书刊，深受全国各界人士的欢迎。而他们全心全意地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事业精神，把广大读者作为知心朋友，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不论读者需要定购书刊，或委托代办何事，务必尽力使读者称心如意。不论是门市或邮购，本市或外地的读者，总是以热情，诚恳，周到、敏捷、有礼貌的服务态度相待。这是韬奋和伯昕同志以身作则，从《生活》周刊一直保持下来的好作风，深得读者的信任，所以处处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赞扬。这种优良传统是十分可贵的。
伯昕同志在出版发行工作上认真负责。生活周刊社和生活书店所出版的各种书刊，内容充实，装帧设计精良，校对无误，而且具有独特的风格。伯昕同志非常重视出版物的质量问题，在这方面他花了不少心血。如出版《生活》周刊读者信箱丛书。《生活日记》、《文艺日记》，韬奋著《事业管理和职业修养》)，等等，都是他建议出版的。他处理任何事情，头脑冷静，思考周密，认真负责，很值得钦佩。如“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社发起“声援东北马占山将军抗日募捐”的义举，伯昕同志与上海各大报协商，每日义务刊登捐款名单和帐目的启事。将捐款及时寄给马占山将军签具收据，并请立信会计师潘序伦先生审核帐目及时公布。另一件事，就是韬奋同志想办一张为人民说话的报纸，1932年同戈公振先生等共同发起向读者集股办《生活日报》，集股启事刊出，不到数月即集资15万元，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不准予登记，未能实现。伯昕同志即筹划将全部股金加上利息退还给参加股份的本人，以维护生活书店的信誉。
伯昕同志在出版发行工作上具有独创精神。为使读者购书，方便，首创出版《全国总书目》一厚册，仅收成本费4角。还首创出版《生活日记》、《文艺日记》丰富多彩，设计新颖，精装美观，免费签名烫金，定价低廉，还可代读者寄赠亲友。在发行方面，为便利外地读者订购书刊，与当时十大银行协议办理免费汇款办法，这是在中国独一无二的创举。再有为方便各出版社、书店能在大报上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广告，生活书店每月一二次刊登联合广告，既为广大读者介绍了出版信息，扩大了生活书店的影响，又为各中小出版社、书店作了宣传服务。也加强了书业界的团结联谊。伯昕同志在出版发行工作上的独创精神是很值得学习的。
伯昕同志对出版发行工作富有经营管理的才能：《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的迅速发展，与伯昕同志的经营管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开的。他善于思考，精打细算，统筹运转。生活周刊社和生活书店出版的期刊，按时出版从不脱期。《生活》周刊每年均有合订本出版，《生活》周刊上韬奋的文章和读者信箱及其他有价值的译著及时出版单行本，如胡愈之著《优生国际论文集》等极受读者欢迎。生活书店出版书籍，一般存书不多，再版迅速，出版周期短。如青年自学丛书有的重版十多次，经常能保证供应。生活书店的流动资金来源，全靠吸收读者邮购户存款，新书及期刊的预定款，若是稍有差错，存书积压，资金周转就会发生困难，这使伯昕同志煞费了苦心。他随时收集出版界的信息和读者的需求，对图书发行环节中如何提高工作效率，时常进行精心的研究。当时邮购课是生活书店发行工作的很重要的环节，如何进行科学管理，简便手续改进工作，如代订外版私物，专设立代订组，有专人管理代订刊物的订单；专门为读者办理查询未收到的期刊及停刊后立即为读者办理退款事项。
生活书店在资金周转方面统由伯昕同志筹划。如在抗战前，韬奋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被迫流亡国外的旅费、韬奋同志早国后去香港办《生活日报》的资金，以及抗战开始，上海同人和物资向内地转移，在各地迅速建立分支店的资金，都是由当家人伯昕同志统一筹划。在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各地56个分支店，进行摧残破坏，书店被迫停业、封门，伯昕同志为大批人员及时安排新的布局，有的分配去解放区，敌后根据地，有的去各地开办出版社，书店及贸易据点等。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迅速恢复生活书店，以及后来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伯昕同志都费尽心血，统盘筹划作出很大贡献。
韬奋和伯昕同志为革命出版发行事业培养了大批得力干部。在三四十年代艰苦奋斗的环境中，生活书店出版发行事业不断发展，职工队伍不断扩大。职工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考试合格才能进店试用。极大多数是出身贫寒的青年，而且有不少是在分店、出版社当过学徒，都是有业务能力、思想进步的青年。生活书店是出版合作社性质的进步文化事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原则。每个职工经过半年的试用期，成为正式社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社员大会选举理事和人事委员。经理是由人事委员讨论决定。每个职工都有提意见和监督的权利；一同时也有遵守纪律和制度的义务。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用人唯贤。每个职工都爱护集体荣誉，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积极性。韬奋和伯昕同志首先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以言传身教做出好榜样，这是生活书店所以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
韬奋和伯昕同志善于关心和团结作者和出版家，重视做文化出版界的联谊工作。他们深知《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出版有益于读者的图书刊物，必须广泛联系进步作家，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帮助解决困难问题，预约文稿和适当预支部分稿费。在抗战期间，有些作家每到一地，首先找生活书店委托转信及帮助解决临时生活困难问题。伯昕同志在上海、武汉、重庆、香港等地一向重视广泛联系书店经理和出版家的工作、紧密团结进步势力，积极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反动势力。为维护书业界的共同利益，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图书审查，摧残进步文化事业作不断地斗争。
伯昕同志对人诚恳、谦虚、纯朴的作风，是很值得学习的。他对同人亲如兄弟，从不摆经理架子，总是热诚相待，平易近人，与人谈话总是心平气和，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以商量的口气，使人心悦诚服。在分配干部工作任务时，他总是先讲明任务的重要性，征求个人的意见，询问个人有何困难?然后仔细地介绍情况，分析会遇到的问题和如何解决的办法。而他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为查禁图书刊物打交道时，他总是立场坚定，严肃谨慎，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耐心交涉，最后取得胜利。
新中国成立，胡愈老任出版总署署长，伯昕同志任办公厅副主任、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1949年9月，北京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会上，伯昕同志日夜操劳，耐心地听取各大区的工作汇报。这次会议是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召开的，是党的图书出版发行工作的胜利大会师，是大团结，大统一的会议。直到1951年出版、印刷、发行专门分工，各大区总分店撤消。他为新中国出版发行的建设，辛勤工作作出贡献。他由于长期的操劳，患极为痛苦的颈椎病和脑神经痛的疾病，去苏联治疗，但病根未除时常复发。以后，他去全国政协和中国民主促进会作统战工作。但是他对我国的出版发行工作的发展，仍是非常关心，中国民主促进会曾多次对出版发行工作提出重要的建议，是与伯昕同志的关心，并重于调查研究分不开的。他是中国出版发行工作者的楷模。他一心为公，无私无畏的忘我工作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