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l7岁(1934年)考进生活书店当练习生，到现在已经年逾七旬，我的大半世都是从事出版与发行工作的。如果说：我对出版工作能够做出一点成绩的话，必须归功于我在生活书店期间所学到的一切：在指导思想上，邹韬奋同志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一直感召着我；在经营管理上，则徐伯昕同志的一整套工作设施及其高超的应变才华和富于创造的工作方法，使我万分钦佩并受益匪浅。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家。”我说：不对，我们早就有了杰出的企业家、真正的总经理——伯昕同志就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个。
<center>(一)多难创业，以少量的钱，办大量的事</center>
中华职业教育社原来出版的《生活》只发行2000多份。后来，由邹韬奋同志接办，改变了编辑方针，使刊物发行量不断上升；《生活周刊》于l930年设立“书报代办部”，到1932年7月正式办生活书店，前前后后就只有中华职业教育社投入的老法币2000元资金。那时的2000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可以买到700余令白报纸，仅够《生活周刊》一个月的用纸。伯昕同志一一开始就为“生活”工作，作为韬奋同志在经营管理方面的亲密的助手，他施展出高超的经理才华，使他在“生活”这个事业中实际能运用的资金远远超过2000元的投资额。从我当年见闻所及，伯昕同志有很多独创的办法，这些办法，贯串着一个指导思想是：“从广大的读者中去吸收游资，根据不同的读者采取多层次的办法；对读者投入的游资(各种预订款和预付款)，企业就要负责使读者获得预付款的实益和周到的服务，并且要真诚地负责到底。”只有这样，其信誉也越来越高，获得的游资也越来越多。以下，介绍伯昕同志采用的具体做法：
1．在《生活周刊》上收登广告，收取广告费。但他对所刊广告要求严谨，既要是国货，又要是质量可靠的。因为，刊出广告也要对读者负责，不能让读者上当受骗。开始时，伯昕同志曾亲自挟了一个公文皮包到工厂、企业登门拜访，接引广告户。后来，因刊物销路上升到10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那时的《申报》、《新闻摄》只发行到6—7万份)，刊物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很受欢迎；读者对广告也较信任，广告效应就好。这样，工商业户都能以在《生活周刊》上登上广告而自豪，许多广告户都上门来要求刊登。这些广告费的收入，经济效益很好，甚至能抵冲出版成本。这种做法，在以后出版的《新生周刊》、《大众生活》、《永生周刊》等都得以继承。成为生活书店的一大经济来源。
2．扩大吸收刊物订户，收取预订款，这笔预收款为数高达数万元，大大超过原有资金。《生活周刊》、《新生周刊》的订户都在3—5万户：有订半年的，有订一年的。甚至有订三年、五年以至十年的以表示支持。刊物准时出版送到读者手里，几年从来不脱期，恪守信誉；并在订费上给予优待：如《新生周刊》另售每份4分，全年50份预订费一元八角，创刊时特价只收一元五角。又如《生活周刊》也曾采取过一个读者介绍五份订户，本人可免费赠阅同等期数一份的优惠。所以有些经济宽裕的读者(含国外读者)，一下子付了十年的订费。刊物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勒令停刊，我们据此通知读者收退订费，很多读者来信表示不愿收回，要求长期存在那里，要求我们今后再出什么刊物就继续给他们寄发，语言恳切，十分感人。
生活书店先后出版的刊物如《世界知识》、《文学月刊》、《太白》、《译文》、《妇女生活》、《生活教育》、《新学识》》、《中华公论》、《光明》、《国民》……等，都办理预收订费，吸收了数以万计的“游资”。
我们在做法上注意到，有时发生邮寄投递失误而使读者收不到刊物，只要读者来信查询，我们立即免费补寄给读者。伯昕同志在处理这类问题上的一心为读者的拳拳之心，堪为楷模。
3．大部头的图书及重点出版物采用收取预定费的办法。如《世界文库》全年出12册，分出甲种、乙种两种版本：甲种一次预定全年收14元，半年收7.5元；乙种全年9元，半年4.6元。分期预定，甲种先付5元，自第二月起每月付1元，连付l0个月，共l5元；乙种先付3元，第二个月起10个月每月付7角，共10元。这样以照顾不同层次和不同经济负担的读者，实在是设想周到。又如一年出版一次的《生活日记》及《文艺日记》，定价都是7角，凡预定者可以为读者免费烫上金色的名字，高雅大方，读者们以之赠送亲友、爱人，或自留纪念，都爱不忍释。两种日记发行量都上万册，在当时的图书文具业是望尘莫及的。伯昕同志真可谓年年有新招，时时有创新。
4．开展邮购代办业务，吸收读者代办书款。生活书店的邮购代办业务，服务周到，工作效率高，包裹牢固，还给九折 优待；每次还附寄有关的推荐书目等。我们往往可以从读者来信中看到他们在收到邮包时的激动与感奋的心情。生活书店的邮购代办工作可称上是一流水平的。因此，往往有些读者、图书馆和单位等，将整笔款项(多达几百元的)汇寄到书店来，有的开列书名单来，有的指定要书的种类范围让书店主动为之配发书刊。许多读者都把结余款长期存在我们书店，当时，邮购读者户高达数万户(抗战前在上海生活书店就有五万户)，在书店流转的读者存款往往也是几万元。
为了方便读者，代办读者汇款的除了全国各地的邮局外，伯昕同志还亲自设计与出马，约请全国十大银行免费汇款。这又是一项创举!十大银行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新华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聚兴诚银行、华侨银行、大陆银行、富滇新银行，分布在全国共500余处。伯昕同志还归纳有六大利益给读者享受：一、免收汇费，二、节省信资(信随汇款单一并带走)，三、减低折扣(本外版一律九折)，四、汇款迅速(银行用快递汇来)，五、手续简便(汇款单与购书单随汇随填)，六、办理妥捷(汇款随到随办)。他总括一句是“无异向门市惠顾”。采取了这个办法，邮购代办业务更加兴旺繁忙。当时，邮购课主任张锡荣和几个主要骨干如李济安(李文)、金汝楫等，几乎天天要开夜车加班到午夜(没有加班费和夜餐费的)，大家忙得很高兴。
5．扩大书刊销售点，开展批发业务，建立特约经销户，吸收商业保证金。生活书店出版的图书和代理经销的书刊日益发展，不少同业要求建立经销或特约经销关系。为了确保商业信誉，伯昕同志决定采用签订有关合同并收取保证金的办法以扩大自身的流通资金。
6．对图书作者的稿酬，采用买稿或抽取版税两种办法。前者一次性付款，作者可得一整笔钱将版权卖给书店；后者按图书销售情况定期结付版税。这都根据作者的意愿灵活处理。图书销售量越多越大，前者书店得益较多；后者，作者可获得更多的收益。
7．办理图书的代销、经销业务。有些出版者或作者，鉴于生活书店图书发行成绩较好，要求将其所出版的图书交生活书店代销或经销，有的还要求总经销(出版物上印了“生活书店总经销”，读者信得过，销量上升)。伯昕同志决定设立一个进货课处理其事。一般的都是采用售后结算的办法。这样也增加了流通资金的来源。但对当时的一些进步图书和出版单位，伯昕向志采取了积极扶助的方针，因为这些单位或作者的经济情况较困难，也有经过商量而预付一部分书款的。如当时肖红所著的《生死场》、田军(肖军)所著的《八月的乡村》、叶紫所著的《丰收》，被国民党当局禁止发售，生活书店采取多种多种方法销售，并在付款方面给予照顾，我都亲眼看见并参予的。
8．财务管理严密，资金周转快。伯昕同志与会计课长孙梦旦同志对加速资金周转抓得很紧。如门市部销售现金，各方面寄来的汇款和解交来的帐款，一般必须在当天解交会计课转解银行。如邮购代办汇款及信件等日以千百笔计，就有专门的收发员一面将来信及汇款单分户分类进行登记交邮购课办理，一面将汇款(包括无法汇款而寄来的邮票)全数于当天列帐后交会计课，各业务部门除掌握客户出入帐务外(这些都与会计课的总帐密切衔接的)，都不得留现金和款项。会计课协助伯昕同志处理资金周转。生活书店的经济帐目，每年请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进行检查审核，由潘序伦总会计师签署审核证明。真正是一丝不苟。
9．生活书店在往来银行方面具有极好的信誉，因为大部分日期生活书店都是“存款户”，难得向银行借款的(十大银行同意办免费汇款，因为他们可以从汇款甲、乙两地调用资金的时间差中获得利息，超过汇款汇费所得)。生活书店要借款时，多半是向新华银行商借，该行行长王志莘既是《生活周刊》第一任主编，也是生活书店的理事。可说是有求必应的。生活书店的借款，主要是存出版用纸价格较便宜时(当时出版用纸基本上是进口的，有时由于外汇升降影响纸价的上涨或下降)，伯昕同志掌握了信息与时机，当机立断，大批购进纸张，以利于减轻出版成本，增加企业的收益。这类借款，在很短时期内就能如数归还。
10．抗战期间，生活书店在开拓各地分店方面，花钱极少，而效果快。在确定到那里开分店前，由韬奋同志和伯昕同志(大多是伯昕同志处理的)找被任命的经理面授机宜，交给他以该地几个生活书店的老读者的姓名和地址，或一些地方上的关系；有的也没有关系，付给走马上任的经理一些差旅费，背上行李就出发。由这位新经理到当地先找到这些读者，请求帮助。从找房屋到搞书橱桌椅、装修门面、上招牌，都是精打细算的。在门面装修时，就通知总管理处发运图书，再找几个工作人员。等到书运到，立即开门营业了。有的店开设，总共花不了十天时间，一爿崭新的生活书店分店开出来了。当地有些老的书店同业，看见这样的速度，十分惊讶。
当然，伯听同志的创举不仅是前述一些例证。生活书店出版的刊物与图书，有经济效益较高的，也有的是要赔本的。伯昕同志在经营方面，运筹帷幄，应付裕如。当时，韬奋同志带领一批同志到香港办《生活日报》，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主要是靠上海生活书店支持的，这都亏得有伯昕同志的调度。
伯昕同志采取了以广告养刊；以收取书刊预定金扩大流动资金的来源；以刊养书；以书养书；以“游资”为“我资”等办法，使少量资金发挥了百倍以上的作用，为中国的出版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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