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昕同志自1956年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后，担任政协副秘书长，分管全国政协各工作组(即现在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1960年冬，我调到工作组办公室，在伯昕同志领导下工作，直到“文革”为止。在和伯昕同志将近六年的共事中，他那艰苦朴素、克己奉公、谦虚待人的高尚品德和执事勤勉、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伯昕同志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在千头万绪中善于抓重要环节。我刚调到工作组办公室时，他找我长谈一次。他说，1957年以来，因受政治运动影响，工作组活动不多，在此期间他主要抓了两个问题。一是制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组组织简则》；三是解决工作组活动中应掌握的原则问题。当时有的委员对工作组存在一些片面看法。一种是认为建国初期工作组有审议法案任务，其性质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部门相同，或类似政府咨议机构，因而主张政协工作组所提意见和建议，对政府有法律约束力。另一种看法是有人把它当作学习座谈小组，甚至当成无足轻重的清谈组织。针对这些情况，在伯昕同志参与拟定的《工作组简则》和他起草的说明中明确提出，“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工作组是进行日常统一战线活动的工作机构，它应充分发挥反映意见、民主协商、协调关系、团结教育和互相监督的作用”；“它的活动与政权机关进行的一般行政业务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工作组简则》正面阐明了政协工作组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使之在交流思想、增进共识的基础上逐步展开活动。伯昕同志紧接着又抓工作组开展活动中应掌握的原则问题。当时“神仙会”尚未出台，“左”的“四大”方法还在流行，委员们参加工作组活动尚抱有顾虑。这时政协学习委员会在李维汉副主席领导下，主张用和风细雨的方法组织学习。伯昕同志凭着他敏锐的政治感觉，及时把这种精神移植到工作组。认为工作组开展活动。“应掌握和风细雨的工作方法和经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他为此向机关党组和秘书长分别写了报告，得到领导同意。这是伯昕同志在政协工作一项重要建树。
60年代初期，党和政府为恢复国民经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在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要作相应的调整，这就需要团结各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共度难关。这时“神仙会”的方法在民主党派已广泛推行，伯昕同志在1961年初提出，各工作组也要采用“神仙会”方法开展活动，为调整国民经济服务。文教组副组长徐迈进向胡愈之组长和医药卫生组傅连暲组长建议召开两组扩大座谈会，经徐冰秘书长同意，决定由伯昕同志具体协助。这个扩大座谈会除两个工作组的成员外，还邀请民盟、民进、九三等民主党派的文教、科技委员会成员，总共940余人参加。先由徐迈进作“关于当前文教工作的意见”的报告，然后分15个小组，共座谈72次。座谈会反映了一些有关调整工作的重要意见和建议，还着重讨论了党群关系、新老知识分子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胡愈之、傅连暲还根据李维汉副主席的建议，向双周座谈会作了汇报。他们在汇报中认为，采用“神仙会”方法座谈，“便于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沟通思想，提高认识”，“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起了良好作用”。但是在贯彻“神仙会”精神中也有过波折。在文教，医药组扩大座谈会上，章乃器委员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发生的问题提出批评，措辞偏激，并要追究责任。有的委员表示反对。伯昕同志则认为此种言论虽然偏激，但仍属人民内部提意见、作批评的范围，工作组活动仍就按“神仙会”精神讨论调整工作，不宜偏离主题。他又及时同有关委员交换意见，沟通思想，从而使座谈会得以顺利进行。在科技组座谈会上，有一位委员主张政协工作组的设置应同政府部门对口，应有权力向政府“质询”。这显然超越了政协职能的范围。有的委员提出对这种意见应进行辩论。伯昕同志认为提这种意见的人，参加政协工作较晚，对统一战线组织和国家权力机关性质的区别理解不够，未认识到人民政协是通过建议和批评来发挥监督作用的；但他并不是想改变政治协商活动的性质，因而对这种意见应加以体谅，耐心进行解释，而不应批判。伯昕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令人十分钦佩。
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政协工商组组长孙起孟提出，应组织民族工商业者撰写史料，整理过去经营管理经验，传授专长和业务知识，为调整国民经济贡献力量。伯昕同志积极支持这项活动。工商组从l960年5月开始，先后请乐松生介绍同仁堂，李国伟介绍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情况，吴背航介绍和成银行情况及民生公司情况。1962年6月，又请黄凉尘作“从宝元通公司业务经营的经验，来谈今天民族工商业者如何贡献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问题”的报告。伯昕同志认为黄的这个报告很好，主张除在《光明日报》发消息外，还应向地方政协介绍，为此特要办公室写了一个较详细的材料在政协会刊发表。伯听同志曾对我说，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业务知识，要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全盘照搬和全盘否定都是不对的，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针对当时盛行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的情况，伯昕同志又说，这个时候搞这种活动也要承担一些风险，运动一来，被扣上“复辟资本主义”帽子不是没有可能的。他表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共同承担责任。
l959年夏季，在全国政协第三届一次会议之后，成立了9个工作组。国际问题组由楚图南任组长。建组时根据周恩来主席的意见，尽量安排一些关心国际政治的人物，其中既有旧中国时代的外交界人士，如梅汝墩、凌其翰、李平衡等，也有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驻外工作，后来回国的同志，还有长期从事某些国家及问题研究的专家，如王芸生、李纯青，吴大琨等，这样的组成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
国际问题组的工作是相当活跃的。但也有几位政协常委反映，他们虽然是国际问题组成员，因多方兼职难以参加本组活动，偶而抽空去一次，又因人数较多，相互间也不熟悉，不易深淡。个别已转到其他系统的原政协常委，仍想参加一些政协活动，希望提供适当场合满足其愿望。伯昕同志很重视这一反映，经反复研究后，提出了一个创建小型漫谈会的没想，请楚图南组长考虑。1961年3月中旬，楚老约伯听带我到他家中商量此事，最后确定以国际问题组组长名义，建立一个小型的时事政治漫谈会，邀请少数地位相当、代表性较大，同时又很关心政治，关心国际形势的人士参加，通过漫谈交流思想、反映意见、提高认识、增进友谊。漫谈题目可以由组长确定，也可以由参加者向组长提出。漫谈会运用“神仙会”精神，不作记录，不作结论，有不同见解可以保留，和风细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漫谈会邀请的人士有邵力子、朱蕴山，史良、高崇民、胡子昂、章士钊、张奚若，李书城、王芸生、王绍鏊、季方、陈其尤、茅以升等l0余人。从1961年4月开始，曾经先后漫谈过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各个时期有关国际形势的讲话、中印边界问题、美国侵略越南、第二次亚非会议、我国爆炸原子弹成功、李宗仁归来等。最后一次是1966年5月l1日漫谈“文化大革命”，此后因政协受“文革”冲击而再未举行。这个漫谈会反映过一些重要的情况和意见，受到有关单位的好评。
政协举办学术交流活动是周总理倡导的，机关党组张执一、史永同志请伯昕同志筹划落实。讲座开始不久，就遇到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即能否请在当时有争议的学术派别及其代表人物来政协讲座、作报告?伯听同志认为“双周讲座”应实实在在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凡属学术争鸣范围的问题都可以上讲座。他还为此在讲题上做了相应安排。例如对古典文学《红楼梦》的研究，就分别请吴世昌和吴组缃作了报告；关于“孔子研究中的问题”，请冯友兰作了报告；在史学方面，关于古代史分期问题、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以及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则分别请吕振羽和吴晗作了报告。这些报告人对某些学术见解不尽相同，但在政协讲座上可以各抒己见，自由争鸣，所以影响很好。讲座的方式也很灵活，以报告为主，报告后留一些时间让大家即席座谈，或当场提问，或发表个人见解。讲座还邀请一些著名科学家介绍我国科学发展情况和有关科学知识等。例如请周培源、茅以升介绍国内外科学研究情况，黄昆讲“半导体的研究和应用”，马大猷讲“用电子学方法识别语言问题”，程裕淇讲“关于地质问题”，梁思成讲“新中国的建筑成就”，夏鼐讲“解放后的考古学”。这些讲题不仅论述了国内外科学事业的发展情况，而且介绍了科学研究方面有争论的问题。讲座还介绍了科技兴农情况。例如金善宝讲“实现农业技术改革，促进农业生产”，汪胡桢讲“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黄秉维讲“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关于医药卫生方面的情况，讲座曾请黄家驷讲“中国外科的新成就”，吴英恺讲“心脏外科的新发展”，张孝骞讲，关于气管炎的防治”，吴朝仁讲“关于传染性肝炎问题”。讲座还请参加国际友好访问，文化交流的委员作报告，例如楚图南讲“中国文化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的观感”，吴阶平讲“中国医疗组访问印尼的情况”。请马可讲延安文艺座谈会情况和他的学习体会。此外，为适应委员的兴趣，请侯仁之作“历史上的北京城”的报告。政协举办学术讲座，对活跃学术空气，交流学术思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都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伯昕同志离开我们近8年了，赵朴初副主席为伯昕同志逝世所写的挽诗对他作了崇高的评价：
其执事也敬 其与人也忠 力行至老死 志业信无穷
病苦忍不堪 曾不闻呻吟 扬眉言国事 知君始更深
(《人民政协报》l992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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