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老(沈钧儒字衡山)和韬奋是相知很深、情谊至笃的好友。他们的相知和情谊不象世俗一般人那样凭个人爱好相互欣赏，或者为私人利益相互结交，而是建立在共同革命的基础上，并且在革命途程中不断地加深。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国内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响应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号召，挺身而起，在全国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紧接着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之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在这一成立会上衡老和韬奋相识。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衡老和韬奋都当选为执行委员。衡老以常委身份主持“全救”会务，韬奋集中精力办好他主编的报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承担起救国运动中主要的宣传工作。自此以后，衡老和韬奋就经常见面，商讨问题，开始了思想感情上的交流。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衡老和韬奋还有沙千里、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王造时共七人，因爱国有罪被国民觉反动派逮捕，当时称为“七君子”之狱。七人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才保释出狱。在八个多月同甘苦共患难的牢狱生活中，衡老和韬奋不仅了解了彼此的爱好和生活习惯．，而且观察了对方的精神世界。
韬奋在他的《经历》一书的《我们的“家长”》一节中，对衡老有以下的描述：
沈先生这次在上海被捕之后，曾在捕房的看守所里冰冷的水门汀上静坐了一夜——在那样令人颤抖的一个寒夜里!但是这种苦楚在他是丝毫不在乎的。自从我和沈先生同被拘捕以来，每看到他那样的从容，那样的镇静，那样的只知有国不知有自己的精神，我不由得受到很深的感动；反顾我自己这样年轻人，为着爱国受点小痛苦，其算得什么!
一九三七年衡老已经是六十二岁年过花甲的老人，韬奋是四十二岁。
韬奋也给衡老留下这样的印象：“在我和他相处的几年中，我看他每天都在忘我地为人民工作。”同时，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韬奋对衡老爱护备至。因而衡老在韬奋逝世后追念韬奋的文章中，说韬奋是他的“精神的启发者”，也是他的“精神的保护者”。
以上的事实说明，在革命途程中，衡老和韬奋在精神上的鼓舞和安慰是相互的。
衡老和韬奋为什么能够在精神上产生相互影响和引向进步的作用呢?因为他们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品德，就是热情赤诚地爱国家，爱人民，爱朋友，爱人类，一心一意地把自己献给自己忠于的革命事业——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他们同样有着一颗纯洁而晶莹的心。
抗日战争开始，他们在武汉和重庆又有机会相聚，过从更加密切。在重庆的两年多中间，正如衡老自己所说，有问题固然要找，没有什么问题在家里坐闷了也要找。从良庄到衡舍的陂陀路上，常常可以看到衡老下坡或者上坡的身影，如今好象还在眼前。
衡老说韬奋最大的决心和终身奋斗的目标是“救国家于危亡，出人民于水火”。衡老几十年来何尝不是为了这个夙愿而努力呢，所以他能够深深地理解韬奋，爱重韬奋，成为韬奋难得的知音。
由于衡老和韬奋建立了很深的友谊，衡老和生活书店的关系也就愈来愈接近。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和衡老主办的《全民周刊》合并，改为《全民抗战》，衡老担任了编委，他和生活书店开始有了工作上的关系。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生活书店按照新拟订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在重庆召开社员大会，改选理事会理事。这时衡老被推为名誉社员之一。选举结果，沈钧儒、胡愈之、金仲华、杜重远、王志莘、张仲实、邹韬奋、徐伯昕当选为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在五届一次理事会上，沈钧儒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就经常参与书店业务的领导工作。
这个时期，衡老对政治斗争丝毫也没有放松。从武汉到重庆，他和韬奋坚定地靠拢中国共产党，无保留地接受党的领导。
他们奋力地宣传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积极开展宪政运动，揭露蒋介石独裁专制，为党所主张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作不懈的努力。一九四0年五月，沈老，韬奋、沙千里三人竟被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他们准备在重庆“领导暴动”。他们三却坦然自若，毫不动摇，并同去见主要的造谣者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责问有何证据。何应钦见了他们，只得矢口否认说并没有此事。
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向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在大后方对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施加威胁和迫害，特务四出抓人。生活书店分布在各地的五十几个分支店被封闭或限期停业，仅仅留下重庆一店。韬奋气愤填膺，感于作为一个国民参政员，连自己的书店都无力保护，还能为保障人民权种有什么作为，他愤而出走香港。
在国民党反动派对生活书店进行残酷摧残的时候，韬奋下定决心以出走来表示抗议。但当时对韬奋熟悉而且对他的事业比较关心的朋友中，对韬奋的去留问题却抱有不同的态度和看法。
一种看法是认为韬奋不应出走，还是应该委曲求全地留在重庆，他的事业还能保住一部分。出走是不明智的举动。到韬奋出走以后，他又主张请国民党最顽固的核心以外的另一派系的头目来当生活书店的董事长，使书店苟延下去。他所以这样谋划，估计可能有从中染指的打算。这种看法与想法和生活书店的历史使命是相违背的，韬奋和我以及书店同人当然不会接受。
我们拿衡老的态度来做比较，显示出衡老是深明大义以革命气节为重的。他对韬奋离别亲人，漂泊在外，好友分手，失去依靠，在感情上是难舍难分的。可是他认为国民党这样对进步文化事业肆无忌惮加以迫害，对民主力量毫无顾忌地进行压迫，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屈服，韬奋的行动是正义的，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严正态度。所以衡老在“薄雾微明际”殷殷地送别韬奋，把韬奋辞去国民参政员的信收下来代为转递，并且对还留在重庆的一些生活书店同人，给予热情的关怀。不仅如此，衡老还采取行动产积极参加到进步出版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来。他出资由生活书店留渝同人负责具体工作，办了一家峨嵋出版社。衡老这样做，既使进步出版事业能够采取多样的方式得以延续，也使得文化出版界为争取民主而积蓄的力量有所发展和加强。
一九四二年二月我和韬奋在东江游击区分手时，韬奋谈到内地书店工作又请衡老多给予帮助。我八月问从桂林到重庆后，把韬奋因国民党已密令对其就地惩办只能转去敌后，以及在新情况下书店工作的部署尽情而又恳切地向衡老谈了之后，衡老完全同意韬奋的决定，并运用他在抗日统一战中的重要地位和各方面的关系，对内地书店工作给予了重要的支持。
一九四五年初，国民党对进步力量的压迫更加残酷，为利于书店工作在不同地区能有相应的发展，由衡老主持，在重庆召开了生活书店系统渝桂地区负责干部的联席会议，成立了内地地区管理委员会，推定沈钧儒担任委员会主席。上海准备另行筹组新的企业公司。衡老为维护大后方的进步出版事业担负更重要的责任。这时衡老已是七十一岁的高龄，他老当益壮，斗志愈斗愈坚。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韬奋病逝于上海。衡老在重庆闻讯，老泪纵横，如摧肝胆。他多次吟诗写文哀悼韬奋。一九四七年七月衡老吟得诗数首，其中有些诗句可以说是抒发他和韬奋友情的绝唱。敬抄录两首在这里：
岂只三周已六年，枣坡雾障尚漫天。
夜窗痛论当时事，此景分明在眼前。
交同兄弟有逾之，谊兼师友复奚疑。
相知数载遭天夺，到此如何能不悲！
还有一件需要郑重提到的事情，韬奋在生前曾几次向党的负责人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得到的回答都是说：不如在党外产生的影响更大，因而未能如愿。在他弥留之际又在遗嘱中提请党审查他的历史，希望在他死后能追认他入党。这一消息传出后，有人对韬奋临危还要求加入共产党，觉得难于理解。衡老对此非但不觉得奇怪，却为韬奋感到光荣。他在韬奋逝世十周年时写的《走韬奋同志的路》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在我得到他已逝世，并在逝世前遗嘱请求入党，得到党中央批准的消息时，我痛悼失掉自己的好友，同时也感到极大的安慰，因为韬奋终于得偿宿愿，享有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了。
韬奋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衡老离开我们也已二十年，他的为人，他和韬奋的友情，他对生活书店这一进步文化出版事业在危难时期的爱护与扶持，是使人永远不能忘怀的。
一九八三年十月
(原载《沈钧儒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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