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五年了！
五年前的今天，上海还在敌伪的魔掌下，他的遗体在殡仪馆入殓的时候，不能用他的真姓名，不能把他在上海逝世的消息，报告给内地关心他的朋友；更不能把他要求中共中央审查他的革命历史、追认入党的情形，向国人宣布。
三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虽已被我们赶出中国，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了上海，那时正是“六·二三”上海人民反内战大游行之后，正是反动派在昆明，同时也想在上海阴谋杀害民主战士的时候，我们只通知极少数的朋友，用极简单的仪式，把韬奋先生的棺柩安葬在虹桥公墓。始终没有能在呼吸几十年、工作几十年、战斗了几十年的上海，开过一次纪念会。我们一直为这件事而感到很大的遗恨。
现在，这个遗恨可以得到弥补了。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上海已经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解放出来，成了人民的上海，自由的上海，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来纪念我们革命的文化战士韬奋先生了。并且把上海人民的胜利，全中国人民的胜利，告慰予韬奋先生的灵前。
韬奋先生一生的事迹，已经散见于他的自传、著作，以及他死后许多朋友写的纪念文章中。总的说一句：他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正确的道路。他生前虽然备尝艰苦，受尽压迫，最后并且在流亡中得了不治之症而死；但是他伟大的革命精神，是会受到后人永远的追念的，他的光明正大的人格，是会被后人时时引为警惕自励的典型的。在中国人民革命已临近全面胜利的今天，在上海已经解放并由人民接管了的今天，我们纪念韬奋先生有其特殊的意义。
第一，韬奋先生认明反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解放最重要的关键。他虽然受的是教会教育，生活在帝国主义文化气氛最浓重的上海，但是他了解中国人民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相容的，他为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保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坚决进行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他在他主办的刊物《生活》周刊上，严正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他献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到美国去，不是去欣赏华尔街的建筑，大资本家的阔绰生活，以及美国式虚伪的民主，而是观察贫民窟，美国南部大地主对农民的奴役，来揭穿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在他的笔底下，他从来不曾对英美帝国主义有过半点幻想。他的抗战必胜的信心，是放在全国人民力量以及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的一方面。他认为中国要彻底翻身，只有靠自力更生。
第二，韬奋先生对反动势力绝不妥协。在救国运动时候，他拒绝了国民党官职的引诱。在抗战期中，他拒绝了国民党想用官僚资本控制生活书店的企图，国民党最后用封闭逮捕的手段对付生活书店的时候，他没有为保存他一手创办的事业，而向反动派低头。他到了香港以后，赤裸裸地将国民党政治的腐败、特务横行的情形，揭露出来。他对反动派斗争的坚持和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固然是由于他认识的正确，同时也由于他对事的真实，为人的无私，是的就说是，非的就说非，对大多数人民有利的事情，他不计私人利害，尽力以赴，对反人民的政权，他绝不向他屈服，坚决与他斗争到底。
第三，韬奋先生在工作中早已采取了群众路线及为人民服务的民主作风，他在世参加的政治团体，主要是救国会，无论是整个团体的问题，或者有关他个人的行动，都听从大家的意见，从来不肯一意孤行。他开始创办生活书店时，他以及和他一同工作的一班同事，都没有经营书店的专门技术和经验，在他的为读者服务的理想下，只要是读者委托我们做的事，无不尽力办到，而且处处替读者设想。因为韬奋先生对工作路线领导的正确，所以书店的业务一天天发达起来。他率领着全体同人，在实际工作中间，边做边学，反复研究讨论，从工作制度到规程章则，从干部的训练到同人的福利，都是集合了同人共同研究，共同实践。最难得的是他从不存有他个人在事业中有特殊贡献的思想。生活书店能够成为一个进步的文化事业，以及今天同人们能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尽一部分力量，这都是由于韬奋先生在事业上的正确领导和民主作风，才会有今天的情形。
新中国的建设，是非常艰巨的工作，上海的管理也是头绪万千，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并且学习韬奋先生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精神，粉碎它们的阴谋捣乱，彻底消灭它们的残余力量，实现中华民族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经济上的自力更生与文化上的自觉进步。我们还要发扬韬奋先生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存每一个业务部门内，边做边学，边改边做，认真负责，接受批评，发挥集体力量，考虑人民需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来保证新中国建设的成功。
（原载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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