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1948年5月l0日)</center>
文化工作的进步性，是依据它为谁服务而定。现在是人民的世纪，那么，我们服务的对象应该是人民大众，要为启发人民的知识，提高大众的文化，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服务，而决不是为大地主，大买办和豪门资本的麻醉人民、榨取人民、奴役人民而服务。我们的目的是要求得到真正的民主、和平、繁荣新中国的来到，而决不是给独裁、战争、饥饿、反人民政权再延续。所以，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工作才是进步的，为大地主，大买办服务的文化工作是反动的。既然有了反动与进步之分，一定就有斗争，也就是有人民进步文化和统治阶级反动文化的斗争。
书店不同于普通商业，书店是文化工作的一环，当然也有民主和反民主之分，因此，也必然有它的战斗性。书店工作的战斗性是从以下两方面来表现和发挥的：第一，是关于出版物的内容方面；第二是关于书店的经营方面。
第一，关于出版物内容方面，可分为出版与贩卖两部分。在出版方面，内容必需要合乎时代的需要，更要注意到最大多数人民的需要，要站在人民的前面，供应人民以新的知识，帮助他们了解现实环境，懂得为争取生存斗争。在贩卖方面，我们对出版物的内容必须加以选择，凡是没有麻醉的，毒害的，我们可以协助推销，以增强进步文化的力量，来削弱反动文化的力量。例如抗战初期，我们的出版方针是配合全面抗战的要求，大量供应抗战救亡读物，有十几套适合于战时的丛书、教科书和五大期刊的出版，鼓吹抗战，发动抗战，支持抗战，打击得不抵抗主义、妥协卖国的理论抬不起头来。今天我们的出版方针，也必须与目前的时代密切配合，更有现实性，批判性，建设性的著译，更推动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大道迈进。周予同先生最近在大公报出版业座谈会上说：“商务印书馆在康梁以后开办的，足以代表那时的出版事业，中华书局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开明书店是在五四以后才成立；生活书店是在民国20年以后成立而兴盛的，……目前出版界中并没有足以代表时代性的出版业。”现在，本店的出版方针，是否完全忽略了时代性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省的，所以，我们除了决定一般的出版方针和计划以后，特别要加强时代性和现实性，尤其对于思想上的论争和一部分社会人士受反动卖国的宣传的影响的错误观念，我们也应当随时注意在刊物中或出专册来予以犀利剖析和严正的批判。例如《读书与出版》应当做一份思想批评——批评的模范刊物。
第二，关于经营方法方面，也可分为两部分工作，一是扩大发行网，一是团结周围的力量。发行方面，要能想尽种种方法，把许多有益于人民大众的精神食粮，能输送到每一个穷乡僻壤的角落里去。愈困难的环境下愈要想法能直接间接的送达到读者手里。一面求面的普遍和广大，一面也要求深入，这样才可能使我们进步文化散布到的地方，给反动文化以打击，例如大众文艺丛刊在内地的读者非常需要。但很难买到，我们应当想出各种办法来尽量供应。照这一期的预约户的统计数字，我们觉得量既不多，面也不广。我们还应根据这个数字，研究新的推广方法，继续发展它来与反动文艺作垂决的斗争。至于团结周围的力量，如团结作家，团结出版同业和贩卖同业，团结广大的读者群，都是巩固和扩大我们进步文化战斗阵营的重要途径，增强进步文化一分力量，就是削弱反动力量一分力量。
我们明白了文化工作的意义，和书店工作的战斗性，我们感到参加工作者的责任的重大，所以必须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以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来共同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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